马克思究竟是道德论者还是非道德论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米勒和伍德等人认为“马克思激进地违背道德观”,“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根本没有为道德留置任何空间”[51],“马克思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有关正义的道德观。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非道德论”[52]。佩弗从道德论与非道德论判断标准角度出发,坚定地批判非道德论派,他提出应该以“规范的、可普遍化的、建立在考虑人类利害基础上的”[53]标准作为判断的基础,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随意曲解,要认识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并非意味着排斥所有道德。佩弗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道德观的阶级性,发现了隐藏在马克思道德批判背后的真正的、新的道德诉求。
之所以会发生上述论战,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论著中对于资产阶级道德的诸多批判,分析派的学者们站在不同立场看待这种批判,就会产生不同的“分析性”认识。纵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俯拾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产生了共产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时候……就对任何一种道德,无论是禁欲主义道德或者享乐道德,宣判死刑。”[54]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批判更为直接,他们指出共产主义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55],“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指无产者——引者注)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56]。马克思在《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57]以此观之,马克思恩格斯的确“高举批判的大旗,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严重的人的异化现象,指出由此所产生的资产阶级道德观是狭隘的利己主义道德观,最终会走向灭亡”[58]。
除了直接批判资产阶级道德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说教进行了毁灭式的打击。他们提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59]恩格斯说:“道德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60]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道德说教的落脚点是人类社会的福祉,“在马克思看来,道德的真谛和意义绝不在于抽象的概念、空洞的说教,甚至是系统的理论,而主要在于实践和行动、批判和斗争、革新和创造,在于将全部生命和心血满腔热情地奉献给人类这个社会大家庭”。[61]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类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不要伦理教育,只是批判欺骗性的道德说教,如果伦理教育有益于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会予以支持。事实上,在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伦理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批判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重要内容,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并不止于批判,在批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正面论述了“真正人的道德”。马克思在1864年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号召工人们都要了解“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62],并要求“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63]。恩格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64]他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提出人们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65]的愿景。正如卢克斯所言,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进行了科学的批判;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道德判断又随处可见,道德作为一种被信仰的东西运用于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中。[66]
所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一种科学完整的道德观,其批判旧有的道德,同时提倡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人的道德。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有三种鲜明的特点,除了批判创新的实质外,还有以人的本质为核心、以历史发展为条件的特点。(www.xing528.com)
真正人的道德是以人的本质为核心的道德,马克思主义将人的本质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人为出发点,发挥人在道德发展中积极的、能动的主体性作用,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道德的最高追求。在马克思看来,人“是道德规范的创造者和执行者”,“道德本体应该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67]。马克思认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68],道德的解放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所追求的“真正人的道德”就是一种完全解放的道德,这种道德消除了阶级性的屈从,建立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环境,人类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上升为“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所以,从“资产阶级的道德”到“真正人的道德”的转变过程就是人的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第三大特点是明确了道德随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内容是由社会物质生活和实践所决定的,因而其内容和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9]。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阐明了道德的历史性,他指出不存在超越阶级、历史和民族的永恒道德,从而论证了道德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恩格斯说,在当时欧洲并存的三种道德(指基督教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中,“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70]。无产阶级道德之所以能保持长久,就是因为它代表着变革和未来,这就是道德的历史相对性特征的反映。同样地,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本身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直接关于公德与私德的论述,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对于公德与私德在个体层面的辩证分析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建立在对旧道德的批判创新基础之上,是以人的本质为核心的,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德观,它的科学性集中体现于道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同时,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不是诠释型的道德观,它不追求道德的本体论哲学概念,而“是在提供一种有关道德(道德化)在阶级社会中通常如何发挥功能(道德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的道德社会学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极为确定地指出,道德……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71]所以,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角度来审视个体的公德与私德,会发现公德与私德之间虽有冲突,但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二者辩证地统一于真正人的道德中,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公德与私德也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要求。特别地,由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关注道德的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作用,解决公德与私德在个体层面的冲突还可以二者社会功能的发挥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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