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观变迁规律分析结果

我国人才观的变迁规律要从其理论内涵去发现。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人才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并随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创新的人才观，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把握人才观的演变规律要从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很少有直接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但是他们的人才思想蕴藏于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实践标准等理论中。人的本质理论揭示了人是肉体存在和社会关系的统一，前者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后者是人在现实性上的存在形式。人的本质理论是“人才界定”的理论基础，只有对社会起到积极性作用的人，方能称为人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生产劳动和智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29]对于人才来说，教育是最主要的培养途径，但是人才的生产劳动——知识生产及其在社会中的应用也是“人才培养”“人才使用”的重要手段，二者结合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0]，这一著名论断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终极目标，人才的努力方向即在于此，“人才培养”“人才使用” 要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导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1]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来源，这一震古烁今的观点对于“人才评价”意义重大，评价人才要看其在实践中的行为和价值，人才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证明自己，才能克服异化，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才地位”体现于上述全部内容中，通过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途径培养出的人才只有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而努力，才能在社会实践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人才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凝练，中国特色人才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发扬光大，其变迁和发展的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才观和中国现实发展的互动性。

在人才观演变的摸索阶段，人才被“界定”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就是人才的代称，因为他们拥有知识生产和应用能力，能够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这一时期通过“尊重”知识分子和将知识分子定性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保证了“人才地位”。到了发展阶段，宽泛的知识分子概念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社会发展的脚步，人才概念逐渐独立出来，成为科技改革、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赋予了人才前所未有的“地位”。深化阶段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人才不仅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还要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人才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贡献要求进一步提高，“人才地位”也水涨船高——人才优先、人才是创新动力的源泉。(www.xing528.com)

摸索阶段，对“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的认识主要体现于人才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中，围绕国家建设培养人才，使用人才以“搞建设”为导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发展阶段，将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人才培养”思想的继承，又是与当时社会发展情况相匹配的举措。我国在发展阶段的教育水平完全能够培养新的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而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参与收益分配的实施则是与时俱进的“人才使用”方案，能够帮助人才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深化阶段的“人才培养”则更加关注效果，“创新”成了检验培养效果的关键要求，而“以用为本”和促进“创新动力”则成了“人才使用”的目标和要求。

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理论是“人才评价”的唯一理论基础。从摸索阶段开始，人才是否具有“搞建设”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为国为民的政治素质就是“人才评价”的标准。到了发展阶段，尽管“人才评价”被细分为“是不是”“好不好”“优不优”，但其中关键的标准依然是能否为科学事业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深化阶段的“人才评价”手段更加完善，但其中的核心理念依然是“实践”，是否具有实践价值、是否具有实事求是的创新能力是评价人才的根本标准，破除“四唯”“五唯”也是对实践标准的回归。

综上，从摸索阶段到深化阶段，中国特色人才观的“人才界定”“人才地位”“人才培养”“人才使用”和“人才评价”等内涵都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理论要求又切合中国实际发展，在坚持理论基础不变的前提下，根据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变化情况，创造性地发展出与中国国情和人才发展特点相一致的人才观。这就是我国人才观变迁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