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才观的演变历程：精准治理学术不端研究

为了便于叙述，本节根据我国人才工作发展实际，将人才观的演变历程划分为摸索（1949—1977年）、发展（1978—2002年）和深化（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摸索阶段的人才观

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采访时就表明“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7]。在那时，知识分子是当仁不让的人才，毛泽东所提出的“尊重的态度”显然是对“人才地位”的保证，而“优待” 则是一种“人才使用”方式。从这里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领导人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论述成为早期人才观的主要内容。

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地位的论述是人才观中“人才界定”内涵的重要组成。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8]，这说明人才必须重视自身思想觉悟，必须要提高自身思想政治意识，思想理论素质是“人才界定”的一个关键标准。周恩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不少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他在1962年提到“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9]，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10]，这些论述通过对“人才界定”而巩固了“人才地位”。

1950年，周恩来提出“训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的一个中心问题”^[11]，到了1953年，他又指出“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12]，这些观点反映了周恩来的“人才培养”理念。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下，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包括《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在内的“十二年科技规划”，在其中特别强调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发挥作用的论述则是人才观中“人才使用”内涵的主要源泉。周恩来在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这段话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要信任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保障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些显然是“人才使用”的前提条件和要求。周恩来在阐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指出，“我们今天要搞建设……这就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从技术工人、技术员到工程师一直到企业行政管理人才”^[13]。在百废待举的年代里，将人才和“搞建设”紧密相连无疑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极大的施展空间，也为“人才使用”指明了方向。周恩来关于“人才使用” 的关键理念是“人尽其才”，他说“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14]。

这一时期关于“人才评价”问题的论述不多，但以专业能力和政治立场作为人才评价标准是一个核心理念。196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中指出技术干部的“提拔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15]。可见，对于“人才评价”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专业水平合格、政治素质过关。

（二）发展阶段的人才观

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中国特色人才思想逐渐成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深入发展，关于人才的界定、评价、培养和使用等问题的论述更加丰富。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为知识分子“拨乱反正”，他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6]这一论述重申了知识分子的性质和地位，为界定、培养、使用和评价人才打开了新局面。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人才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他在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17]这一思想被江泽民所继承，11年后的又一次科技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几年后，江泽民形成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人才观，指出“人才资源是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18]，把人才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才地位”至此完全稳固。

关于“人才培养”问题，邓小平敏锐地把教育与人才联系起来。他在1977年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19]。江泽民也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根据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造就千百万年轻一代科技人才，建设一支跨世纪的宏大科技队伍”^[20]。至此，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成为共识。(www.xing528.com)

关于“人才使用”问题，邓小平提出“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21]，防止出现“用非所学”是对周恩来“人尽其才”思想的新发展。邓小平说“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22]，这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论述高度一致。江泽民关于人才使用的思想比较丰富，他指出：“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创造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允许和鼓励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23]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参与收益分配是激励人才、发挥人才主动性的一大创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才使用”的新要求。

这一时期“人才评价”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并且评价标准开始细化，出现了尖子人才、杰出人才等概念。邓小平指出“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24]，“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25]。江泽民提出：“大力实施人才战略，特别要重点培养和造就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工程技术的帅才，全面提高专业技术人才的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无论是尖子人才、杰出人才的提法，还是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帅才的提法，传递出的信息是人才的评价标准是多层次的，不仅要用于评价“是不是”“好不好”，还要用于评价“优不优”。

（三）深化阶段的人才观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间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才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日渐紧密，人才的战略意义愈加凸显，人才思想逐步向纵深发展，我国的人才观更加成熟。

胡锦涛的人才理念主要体现在“党管人才”和“以用为本”两个方面。2003年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切实加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组织领导”。此后，“党管人才”成为所有人才管理和人才发展制度的重要原则，接受党的领导，为党和人民服务是“人才界定”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在2014年对《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2013年工作情况的报告》所做批示中指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是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党管人才是中国特色人才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推进人才事业兴旺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在党管人才原则指导下，“人才界定”的内涵更加丰满和立体化。

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人才优先”是对“人才地位”的保障，“以用为本”则是“人才评价”的指导思想，即实践是检验人才的根本标准，只有根据人才在实践中的表现和成果才能对人才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胡锦涛关于“人才评价”的论述很多，早在全国首届人才工作大会上他就强调：“要牢固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26]今天，在人才评价体制改革中破除“四唯”“五唯”的理念与胡锦涛的“人才评价”理念一脉相承。

习近平非常看重“创新”，“创新”贯穿于他的人才理念中。在2018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重要论断，前两句是对之前思想的继承，后一句则是新的发展，凸显了创新的重要性，也将人才和创新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习近平在向2018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所致贺信中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论断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创造性发展，创新动力得以和科学技术生产力并列，无疑需要靠人才的创新能动性。作为第一动力，“创新”既是“人才界定”的必备条件，又是“人才培养”的目标追求和“人才使用”的根本遵循，更是“人才评价” 的重要标准。

习近平重视“人才培养”问题，非常关注成长规律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他说“要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成长规律是对“人尽其才”思想的创新，即不仅要关注“人才使用”的规律，还要关注“人才培养” 的规律，后者主要体现于人才在每个阶段的成长中。习近平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同样非常重视“创新”，他指出：“我们在科技队伍上也面对着严峻挑战，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对于青年人才的培养，他说“未来总是属于年轻人的。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27]，并要求“广大院士肩负起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责任，甘为人梯，言传身教，慧眼识才，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铺路搭桥”^[28]。创新型科技人才、创新型青年人才、拔尖创新人才是人才培养的目标追求，其中的核心都是“创新”。

习近平对“人才使用”问题也给出了“创新”方案。他提出“要尊重科研规律，尊重科研管理规律，尊重科研人员意见，为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环境，服务好科技创新”。对于科研规律的尊重是发挥人才创新能力的基础，尊重科研人员意见是发挥人才创新能动性的关键，良好的科研环境是人才创新能力发挥的重要载体，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服务科技创新，“创新”是“人才使用”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深刻阐述了“人才评价”的重要作用，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将人才评价比喻为“指挥棒”，指出评价对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意义重大。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他指出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评价“科技创新成果”、形成有利于人才“创新”的评价制度，这表明“创新”既是评价人才的要求也是“人才评价”的关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