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预警系统建立实例|群体性事件研究

1.行动者视角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预警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具有科学逻辑性的测量工具的建立，都必须先有一个具体指标所赖以附着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基本框架实际上就是对应于特定对象而建立的一个理论解释系统。而一个具有理论说服力的解释系统，必须依靠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对这种逻辑结构的高度抽象表述，我们称之为理论模型。理论模型是统帅基本框架的灵魂，基本框架是支撑指标体系的骨骼，舍此便不能将众多指标组成有机整体，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指标体系”^[27]。

行动者视角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预警系统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刺激与社会心理、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见图8.5。

图8.5　社会刺激-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关系图

从图8.5中可以看出，从行为产生的线性过程看，外部社会情境（以往的与当时的）中的社会刺激被人们认知，激活了情感，形成了行为意向，导致了某种外部社会行为。社会刺激和社会行为是可以直接观察的，而内部社会心理过程如认知、情感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实际上，社会刺激、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但是作为预警系统来说，有必要从集体行为产生的线性过程来确定指标体系。以此模型为依据分析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可观察的一是社会刺激即社会宏观结构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环境破坏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二是民众的行为，如集体上访、集体示威等。但为什么对于这些社会刺激会产生此类行为而非彼类行为？需结合社会心理过程才能解释。

社会认知是社会心理过程之一。简单地说，社会认知就是对社会刺激的认知加工过程，包括对社会人、社会事和社会物的注意、编码、存储、提取等加工。社会认知是社会行为的基础，社会行为是社会认知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人对社会刺激的认知解释不是为了解释而解释，认知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预测行为。另一方面，人们每天的行为以及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持续的信息源，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被人认识，成为认知的源泉之一。虽然社会认知存在着各种隐喻，但不管是朴素的科学家还是认知吝啬者，不管是动机性战略专家还是高效率的专家，不管是真理的寻求者还是意义的制造者，各种隐喻的共同点就是人们对社会刺激进行着认知，这些认知结果以各种方式对行为产生着影响。虽然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还存在诸多可待探讨的问题，如哪些行为与认知是一致的，哪些认知能够预示行为，哪些因素干扰或促进了认知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等。但是这些问题的共同前提是承认认知与行为之间存在一致，在此前提下寻找正向或者负向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因素是可行的。

2.行动者视角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预警的指标体系构建

在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原则^[28]，以及课题组实证研究中建立的认知—情绪—行为模型，课题组设计了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预警指标体系。见图8.6。

图8.6　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预警结构图

该指标体系的框架如表8.1所示：

表8.1　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预警指标体系表

(www.xing528.com)

该指标体系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认知和情绪，第二个层次是认知过程和情绪过程，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刺激，即社会认知和情绪的对象。

社会认知指标包括3个二级指标，社会评价指标与本课题假设1对应，并扩大了假设1。即社会问题存在且被民众知觉到是集体行动的认知基础。民众如果认为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可能对这些社会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反过来也可以成立，如果民众认为不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则不会采取集体行动。对社会问题的评价是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虽然民众认识到了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不期望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就不会采取集体行动。如研究发现，民众认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非常严重^[29]，但是却并不急于解决，而是更迫切地希望解决严重程度低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环境保护问题^[30]，那么在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同等严重的情况下，民众就不会对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寻求解决。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归因决定其行动的对象。如果民众认为环境破坏是自己造成的，就不会采取集体行动；如果民众认为环境破坏是某一企业造成的，就可能对该企业采取集体行动；同样，如果民众认为环境破坏是政府政策失当或者政府对企业管理不力造成的，就会发生针对政府的集体行动。从本课题的研究结果来看，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以政府为目标的集体行动，就是因为在民众的社会事务归因体系图谱中，官员和政府是首先析出的因素，在民众的归因系统中处于顶端，是最容易激活的归因对象。

情绪包括两个二级指标，情绪向度和满意度。情绪向度说明的是对特定社会刺激民众的情绪性质和强度，即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以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强度。比如针对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民众的情绪是中性的，且强度很小，就难以和消极行为产生联结，即使遇到消极事件的激发，其行为也趋于中性；反之，如果对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情绪是消极的且强度很大，则很容易与消极行为产生联结，甚至一个相关很小的线索都会激发消极行为。满意度是社会问题认知与集体行动的调节因素，如果满意度是正向的，那么即使存在负面的社会认知，也不会采取集体行动，以社会保障为例，虽然民众认为社会保障问题是目前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看到了政府在新一轮医疗改革中对医疗保障所出台的大量政策和采取的大量行动，则满意度是正向的，那么就不会针对医疗改革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反之，民众认为官员腐败是严重的，但是对于政府解决腐败问题并不满意，那么在特定的情境中就可能采取集体行动。如瓮安事件中虽然女中学生的死亡与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无关，但是因为对县政府和公安机关解决当地社会问题严重不满，因此集体行动就指向了政府和公安机关。

第三级指标是社会刺激，即民众的社会认知和情绪的对象。行动者的群体性事件预警体系虽然是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以考察社会心理过程为目标进行的群体性事件预警，但是群体性事件这种集体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是在社会刺激的作用下产生的，行动者的认知和情绪都是基于社会刺激的，因此第三级指标是社会刺激指标。涉及的都是社会运行中的负面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专家访谈、社会调查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具体过程见第六章。

3.运用判别函数计算群体性事件预警判断

根据课题组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地区和未发生地区所获取的样本数据，采用先验概率相等的方法，使用万州和广安两地的数据建立民众的群体事件积极参与行为和回避行为类别判别函数。获得函数特征值为0.037，贡献率为100%，典型相关系数为0.19，χ2=35.01，p＜0.001，表明该函数有意义。

标准化典型判别函数为Y=0.465＊V+0.288＊S+0.538＊T（注：评价+期望、归因和情绪值，下同），积极类的中心函数值为0.136，消极类为-0.268。将个体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代入判别函数，计算函数值，再分别计算函数值与两类行为类别中心的距离，距离哪个类别中心最近，则就可以预测该个体的行为属于该类别。

非标准化典型判别函数为Y=-4.7+0.681＊V+0.41＊S+0.692＊T。将个体数据直接代入公式中计算函数值，计算该函数值分别与两类行为类别中心的距离，距离哪个中心近则该个体属于该类别。

同时也可以建立Fisher线性判别函数：分别是Y消极=-13.058+2.966＊V+3.627＊S+2.59＊T，Y积极=-11.184+2.691＊V+3.461＊S+2.31＊T，将个体数据分别代入函数式中计算，所得值哪个大则可以将其行为归为该类别。

将涪陵、黔江和绵阳三地样本数据分别代入两个线性判别函数，结果显示，72.1%的个体可以归为回避参与类。而这三地未发生过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可见，该类别判别函数有效。

通过判别函数分析，群体性事件发生地民众中被判定为参与行为意向的人数占44.52%，该数据的95%和99%的置信区间为分别为［41.41%，47.64%］和［40.42%，48.63%］。

由此，将运用社会认知和情绪问卷获得的某地数据代入行为的线性判别函数，判别其可能的行为类别，统计预测为积极参与行为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当落入［41.41%，47.64%］或［40.42%，48.63%］区间或超过区间的上限时，可以预测，95%或99%的可能性或发生群体性事件。运用此判别函数判断涪陵、黔江和绵阳数据中具有积极参与群体性事件意向的比例为27.9%，均落在99%的置信区间下限外，即根据采集的数据说明当年三地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小于1%。

该预警系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尝试，虽然已经得到了数据的初步支持，但是作为一个以服务社会实践为目标的预警体系，尚未成熟。还需要在实践运行过程中通过检验而不断修正，最终能够科学、准确地预测群体性事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预警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单一学科的研究难以深入揭示它们^[31]。在设计分析方法和解释调查结果时需要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参与进来。虽然目前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进行了大量群体性事件预警的尝试，但各自为政，学科的整合并共同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科学预测群体性事件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