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是人的行为，只有了解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才可能准确分析社会形势，敏锐地辨识社会不稳定因素。王二平提出基于公众态度的群体性事件预警[25]，构建了社会预警的心理与行为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社会态度，包括生活和职业（工作）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对各级政府和基层干部工作的满意度等；二是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包括对腐败、贫富差距、看病就医、养老等方面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三是对社会问题的应对行为意向。根据是否有利于解决问题和社会稳定，将民众的社会问题应对行为意向分为四种恰当的应对行为和五种不恰当的应对行为——忍受，发牢骚，联合亲友对抗，罢工罢课，集体示威。这五种不恰当的应对行为正是要预警的重点。前两种行为可以看做社会失序的先兆；后三种行为正是群体冲突事件的直接表现。
针对国内外已有的基于宏观政治、经济数据构建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只能进行宏观的社会预警，难以准确反映和预警各地区微观环境以及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状况，冯江平等人[26]以公众社会态度调查为研究的切入点，以县级区划为单位，两年中两次调查了云南省27个县（市）1 811户家庭的社会态度，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了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预警模型。该模型包括6个维度、22个指标，然后运用基于熵权的模糊综合评价及K均值聚类法等研究方法，构建了当年云南省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社会预警指数，并将社会预警警级分为“无警、轻警、中警、重警”4个等级。(www.xing528.com)
通过对受调查各县（市）预警指数及预警警级的判定，该年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预警平均指数为0.550 6，处于中警区；该年抽样调查的16个县（市）中，有1个处于重警区，8个处于中警区，6个处于轻警区，1个处于无警区。通过与云南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公众安全感和人民对综治维稳工作满意率的调查数据进行相关检验，相关系数达0.576，达到显著水平。冯江平等人并采用该方法，计算了2008年发生了重大群体性事件的贵州省瓮安县和云南省孟连县的社会预警指数。结果显示瓮安县的社会预警指数为0.425 2，落入社会预警警级的重警区；孟连县的预警指数为0.503 8，落入中警区。这些说明了该社会预警指数和划分的警级区间是有效的、可靠的。当然，该研究还仅处在探讨该预警方法及预警模型可行性的层面，若应用于预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还需要长期追踪调查公众社会态度，建立长期的数据获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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