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预警体系—心理学研究成果

宋林飞依据社会风险理论，以监测社会风险为目标，提出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认为该系统包括四个子系统，分别是（1）痛苦指数体系：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收入增长率；（2）腐败指数体系：渎职方式、受惩干部职务、受惩干部人数；（3）贫富指数体系：绝对收入差距、相对收入差距、贫困线下人口比率、富人致富方式、富人消费方式；（4）不安指数体系：政策变动、激进言论与牢骚指数、怠工指数和骚动指数^[5]。在早期预警体系的基础上，宋林飞构建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6]，包括5大类49个指标，但由于一部分指标没有现成的统计指标与之对应或者换算，需要专门评估与调查，因而难于量化与操作。由于认为利用政府各部门现行的公开或者内部统计指标最为切实可行，宋林飞于1999年将其社会预警指标再次修改^[7]，新的社会预警体系有7个大类40个指标，这7个大类是：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和突发事件。由于该指标体系反映了社会风险孕育、发展与外在化的表现过程，因此可以归为社会风险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与腐败归入警源指标，失业与通货膨胀归入警兆指标，社会治安与突发事件归入警情指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个指标体系均采用五级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风险越高。以警源指标为例，总共18个警源指标，得分为18～90分，其中18～36分为轻警区，37～54分为中警区，55～72分为重警区，73～90分为巨警区。针对不同预警级别，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控制并化解社会风险，避免出现现实社会危机。

丁烈云等提出运用突变理论进行社会公共危机防控，进而预防社会风险^[8]。以重庆出租车罢运为例，如果以配合与罢运分别作为控制变量，以政府的决策（积极或消极的）为状态变量。控制变量有两个，状态变量有一个，它属于尖点型突变。在这个突变中，如果政府的决策是积极的，即对该出租车司机的要求与诉求进行认真地梳理、考虑，则出租车司机有可能配合并继续进行运营，反之，则容易激化矛盾，造成更持久的罢运甚至更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无论是罢运还是配合，都是可以被控制的变量，但它取决于政府对待罢运与配合的态度这个状态变量。在该罢运事件中，面对司机提出的要求，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的负责人明确表态——“罢运的四项诉求有其合理性”。并于当天做出决定，启动票价调整的调研工作，征求各方意见，按照相关程序，提出方案。由于状态变量是积极变量，因此控制变量也趋于积极，即得到政府的处理方案后，出租车司机很快重新走上岗位。在这个事件中，状态变量（积极或消极）决定了控制变量（配合与罢运）的变化，即政府的决策性质往往决定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趋势——是继续罢运还是配合政府的方案继续营业并改善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该理论对于避免社会危机出现之后进一步发展为更严重的社会风险是有益的，但对于群体性事件来说，更倾向于一种处置方案，即合理处置群体性事件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如果用来预警群体性事件其作用是有限的。

陈秋玲教授根据社会建构主义和灰色系统原理的双重视角，采用突变模型方法进行社会风险预警分析，构建了包括富裕化指数、稳定化指数、集约化指数、城市化指数、公平化指数、竞争化指数、结构化指数、保障化指数、健康化指数、廉洁勤政化指数10个一级指标和40个二级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和包括社会综合预警、组织预警、居民预警3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主观评价指标体系^[9]。关于客观预警指标的预警评判标准设定，采用世界通行标准法、国内文献综述法、极值—均值法、专家经验判断法、综合分析法和类推法，得到客观预警指标的“很安全5、无警4、轻警3、中警2、重警1”五级评判标准；对于主观指标的评判标准，主要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用“满意度”来衡量，对每项指标的满意度，分别赋值5、4、3、2、1。另外还提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我国社会风险预警总体模式，并提出从体制建设、机制构建、法制完善和规范预案四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社会风险预警模式的策略。

曾永泉以社会转型为背景，以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基于系统工程理论的三围结构模型为中介桥梁，建立了一个包含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48个三级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10]。第一级指标分别由人口风险指数、经济生活风险指数、政治生活风险指数、社会生活风险指数、文化心理风险指数和自然生态风险指数这六大指数构成，他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反映社会运行风险的基本面貌，揭示社会大众和社会群体置身其中的风险景象；第二级指标是上述六大指数内部构造的分解，主要依据现实分析源的分析，寻找当前社会转型期对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构性风险，以及对社会大众和群体的民生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第三级指标是具体指标，也称原始指标，是可以定量化表现的变量。(www.xing528.com)

在德尔菲法的基础上，应用聚类分析、幂法、相似系数加权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将专家的主观判断和统计技术结合起来，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确定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各项指标的权重；并根据建立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收集各种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将预警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变换并构造社会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后，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状况做全面的评估，计算出总体风险指标值和各二级指标的风险值。

锁利铭等人以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伴随城市社会风险也增加为背景，运用突变理论能够有效地描述解释具有突发性质的系统影响的优势，作为风险评估的基础理论、模型与方法，将城市风险系统分为经济支撑、社会协调、城市发展三个方面，以此作为一级指标，构建了目标层、变量层和指标层在内的三层社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11]。其中，指标层是指评估社会风险稳定状态的整体水平和社会发展变化趋势的基本评估指标集合，经济支撑子系统包括失业率、社会全员劳动生产率、恩格尔系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个单项评估指标；社会协调子系统包括通货膨胀率、城乡收入水平差距、行业收入水平差距、出生人口性别比4个单项评估指标；城市发展子系统包括城市化水平、非农就业人口占比、非农产业占比、R&D经费（全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经费总额）占GDP的比例4个单项评估指标。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他们以四川省为样本，选取了四川省2003～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作为测量依据对指标进行实际数据测量。通过一系列的计算，对系统不同时期的社会风险度进行跟踪测定与评价，社会风险度计算的阈值在0～1之间，越接近0表示风险度越低，安全度越高；越接近1表示风险度越高，安全度越低。社会风险度为0，表示社会系统安全度最优，几乎无脆弱性，是一个理想的绝对稳定优化的系统；社会风险度为1表示社会风险系统极其脆弱，随时会发生危机。他们并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四川省历年社会总风险测度和预警判断的变化趋势，见下图。

图8.1　四川省2003～2012年历年风险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