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方式：心理学研究

为了验证假设4，了解民众的行为方式及其与社会认知和情绪之间的关系，首先研究民众对社会问题的行为应对方式特征。

应对（coping）也称为应付，是指“当个人感到与外界的交互作用为自己带来负担时所做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25]。应对方式是个体作出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应对活动，也称为应对策略或应对机制。压力应对策略在机能上可以区分为针对问题的应对（包括面对困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权衡各种方法的得失、选择方法并付诸行动）和针对情绪的应对（包括回避问题、大事化小、比下有余等反应方式）^[26]。这两类方式所包含的具体应对方法又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针对情绪的积极行为有利于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的稳定，针对问题的积极行为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民众是保障社会平稳的主体，他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应对方式既关系到自身的心理健康，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平稳。

社会问题会对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构成要素均产生一定的后果，反过来，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有的应对方式会促进问题的解决，有的应对方式不利于甚至阻碍问题的解决。

本研究使用的样本与社会认知和归因研究中的样本一致。

1.应对行为因素分析

为了解民众对社会问题的行为应对方式特征，对各种行为方式进行了因素分析。将因素负荷值小于0.30和共同度小于0.40作为题项删除的标准。剔除题项后，以主成分分析提取共同因素求得因素初始负荷矩阵，再用正交旋转求得旋转因素负荷矩阵。依据因素的特征值大于1和碎石检验的标准确定因素数目。因素分析共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四个，陡阶检验表明第四个因子是特征值分布的急剧转折点，可以作为提取因子数目的依据。提取四个因子可以解释全部变异的54.93%，各个题项的最高负荷为0.89，最低负荷为0.54。分析结果见表6.21。

根据因素负荷情况，将因素一命名为“个人积极行为”，主要涉及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问题；因素二命名为“个人消极行为”，主要涉及对问题的忍让，即遇到问题时自己忍受、发牢骚或自我安慰等，这种行为同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与因素三不同的是这种行为方式不涉及社会对抗，所以称之为个人消极行为；因素三命名为“社会消极行为”，主要涉及用对抗的方式通过社会渠道来解决问题，这种行为方式很难真正解决问题，故称之为社会消极行为；因素四命名为“社会积极行为”，主要涉及通过合理的社会渠道来解决问题。

表6.21　行为应对各因子及项目负荷

2.应对行为的类型分析

依据不同行为变量对群体成员进行归类，可以使用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的根本目的在于选择合适的类别数目，使类间差异达到最大，使类内差异达到最小^[27]。先将四种行为方式得分进行标准化，然后对所有的研究对象进行Q型聚类分析。确定类别数目时也考虑各类别的个案分布均衡状况。经过对二、三、四、五类型模型的比较，分为四类最能够体现聚类研究的目的。F检验表明，各个类别之间在四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利用Scheffe法对各群体在四个因子上的得分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见表6.22。

表6.22　四类群体在各个因子的得分比较（M±SD）

类别Ⅰ群体的应对特点以个人积极应对和社会积极应对行为为主，而消极应对的水平极低，可命名为“积极应对型”。积极型的人占全部人数的34.11%。

类别Ⅱ群体的应对特点是社会消极应对行为极为突出，同时伴随着个人的消极行为应对，可命名为“社会消极应对型”。社会消极型的人占全部人数的3.72%。(www.xing528.com)

类型Ⅲ群体的应对特点是个人消极应对方式突出，可命名为“个人消极应对型”。个人消极型占全部人数的13.48%。

类型Ⅳ群体的应对特点是各种应对行为得分均较低，可命名为“中间型”，这个群体对于社会问题的应对强度最低，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无作为型。中间型占全部人数的48.68%。

表6.23　各类别应对分数差异的多重比较结果

多重比较发现，积极应对型群体和个人消极应对型群体在个人积极应对以及社会消极应对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个人积极应对方式上得分都比较高，社会消极应对方式上得分都比较低；积极型群体和社会消极型群体在社会积极应对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在社会积极应对上得分都较高。说明个人消极应对型群体也同样认可个人积极应对的行为方式，社会消极应对型群体也认可社会积极应对方式。

3.应对行为的社会背景因素分析

为了检验社会背景对职业差异的影响，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如表6.24。从表6.24中可以看出，个人积极行为存在显著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就业状况差异；个人消极行为存在显著的职业和就业状况差异；社会消极行为存在显著的职业、政治面貌、单位性质和就业状况的差异；社会积极行为存在显著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差异。

表6.24　不同社会背景的被试者在四种应对方式上的差异检验（F值）

对应对行为的文化程度差异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发现，在个人积极行为上，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大专学历的民众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民众，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的民众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民众；在社会积极行为上，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的民众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民众，其他民众之间得分差异不显著。研究结果说明，学校教育对于引导民众树立乐观的生活态度、掌握积极应对困难的方法有促进作用，文化程度越高，不仅能学习到更多的科学知识，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也更恰当。由于小学阶段主要是学习简单的语文、数学基础知识，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理科以及包含哲学理念的课程从中学才开始，所以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的民众缺少系统的思维训练，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加工的能力较差。

社会应对行为的职业差异分析发现，在个人消极行为上，商业服务业职工得分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群体，其他职业之间得分差异不显著；在社会消极行为上，商业服务业职工和工人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民众，专业技术人员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民众；在社会积极行为上，党政机关干部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民众，个体劳动者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民众。与其他职业的民众相比，商业服务业人员采取个人消极行为和社会消极行为的倾向性更强，采取社会消极行为最少的是专业技术人员；最倾向于采取社会积极行为的是党政机关干部，个体劳动者采取社会积极行为的倾向性最弱。已有研究^[28]表明，“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也很不相同：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中文盲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是比较高的。”从这点来说，不同职业民众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与文化程度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文化程度已成为选择、获得职业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社会地位越高、收入越多的行业，职位所要求的学历也越高。因而职业越优越的从业者其文化程度也相应较高。然而单从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低的民众在消极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较强的倾向，为什么商业服务业人员在个人消极行为和社会消极行为上都有较强的倾向性，甚至比文化程度最低的农业劳动者还高？研究者认为，尽管一定的学历对应一定的职业，但人们对于某种职业的评价和态度更多地是以该职业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为依据。以商业服务业为例，社会上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伺候人的，做这种工作没面子，不少商业服务业内的从业人员中也有这种思想，认为自己低人一等。社会对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不尊重很可能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在应对社会问题时就比较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而本身的自卑心理使得他们在面对问题时低估自己，采取忍让、逃避等消极方式。

政治面貌差异的比较分析发现，在个人积极行为上，共青团员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民众，民主党派人士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民众；在社会消极行为上，各种政治面貌群体没有显著差异。虽然单从政治面貌上看，中共党员在社会积极行为上没有突出的倾向，但是结合职业来看，党政机关干部采取社会积极行为的倾向性最强，而党政机关干部以中共党员为主，这也体现了中共党员的先进性，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能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这种积极行为也与其掌握体制内的资源有关，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较，党政机关干部由于掌握更多的体制内资源，因此运用体制内渠道解决社会问题的代价更小，因此更容易采取社会积极行为。另外，由于大部分共青团员还是学生或参加工作不久，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所以其个人积极行为的倾向性较强，而作为领导，党政机关干部需要更多考虑全局，个人积极行为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无党派人士在社会消极行为上具有较强的倾向性，而前面也分析到个体劳动者采取社会积极行为的倾向性最弱。

社会行为的单位性质差异比较分析发现，在社会消极行为上，三资企业的职工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单位的职工，其他单位的职工之间得分差异不显著。在社会消极行为上倾向性最强的是三资企业的职工。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管理相对多一些。另外，一般来说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掌握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较少，其行为动员能力也差，所以采取社会消极行为的倾向性也较弱。

就业状况差异比较分析发现，在个人积极行为上，正常工作民众的得分最高，长期病休的民众得分最低；在个人消极行为上，长期病休的民众得分最高，正常工作的民众得分最低；在社会消极行为上，停薪留职的民众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民众，正常工作的民众得分最低。在个人积极行为上，正常工作民众的倾向性最强，长期病休民众的倾向性最低。相反，在个人消极行为上，正常工作民众的倾向性最低，长期病休民众的倾向性最强。这说明正常的工作状况有助于保持积极的心态，而长期病休的民众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病痛，往往还要面对疾病引起的经济上、生活上的窘困，因而较多地采取回避等消极方式来应对问题。同时，正常工作的民众相对来说经济收入也较稳定，其生活受到社会问题的冲击较小，所以正常工作的民众采取社会消极行为的倾向性最低。同时，正常工作的民众依然处于体制内，占有体制内资源，拥有正常的体制内诉求渠道；而长期病休的民众由于已经“退出”了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在公民社会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缺乏体制内的行动资源，更容易采取“个人”性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人消极行为和社会消极行为方面，下岗民众并没有表现出较强的倾向性，这说明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推进，人们已经逐渐对“下岗”形成了正确的认识，下岗民众在心理上能正视现实，在行动上也能积极地适应转变；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下岗民众对社会生活的重新参与程度较高。

在应对各种社会问题时，每个人都可能先后或同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很少有人会仅仅采取某一种应对方式。但是，人们在选择应对方式时是具有倾向性的，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社会背景的民众在行为应对方式上具有显著差异。四种社会应对行为中，社会消极行为方式与群体性事件参与行为的关系最为密切。对社会问题采取“社会消极应对”的人社会消极应对行为极为突出，同时伴随着个人的消极行为应对，是群体性事件参与的最大可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