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心理学研究发现

为了验证假设2，对民众的社会问题情绪反应进行研究，所选取的指标是民众对于政府解决这些问题情绪反应的向度和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满意度。

本研究的样本和程序与社会认知研究相同。

1.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情绪反应

为了解民众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情绪反应状况，统计了民众对社会问题情绪反应的向度。总体来说，民众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消极情绪反应比较强烈，但对具体问题情绪反应强烈程度不一。其中以对精神文明建设、环境污染、民工权益保障以及腐败四个问题的消极情绪最为强烈，非常强烈的情绪反应比例超过47%。

表6.12　民众对不同社会问题的情绪比例（%）

阿诺德—拉扎鲁斯的认知评价情绪理论非常重视评价对情绪的影响，认为情绪就是基于评价而产生的。在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对经济的重视，导致经济指标主导社会评价，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民众基于过去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关系的状况对现在精神文明状况进行评价，因此对精神文明建设状况情绪消极。

同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或者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而肆意破坏环境现象普遍，而“享受”环境破坏恶果的却是普通民众，因此民众对环境破坏的负面情绪突出。

腐败问题引起民众如此强烈的消极情绪，一方面与我国特有的价值观有关。我国主流媒体一直宣传各级干部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腐败与宣传的价值期望不符，因此会引发民众强烈的情绪反应。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媒体对于腐败事件报道得较多，这些报道尤其是高官腐败案例的报道，对民众既有的干部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因此消极情绪也非常强烈。

通过方差分析，考察不同职业的人对社会问题情绪反应的差异，结果详见表6.13。从表6.13中可以看出，只有在腐败问题上存在显著的职业差异，进一步作多重比较发现：农业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职业的人群，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得分则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人群。说明农业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对腐败的情绪反应强度显著低于其他职业人群，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情绪反应强度则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的人群。另外党政机关干部的情绪反应也值得关注，从研究中可以看出，对多数问题干部的情绪反应强度都比较大，但是对腐败问题的情绪反应强度却非常低。还值得一提的是农业劳动者，他们在对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三农问题上情绪反应强度高于其他职业者。按照情绪理论，直接体验的经验比间接经验引起的情绪更强烈。农民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直接当事人，因此对三农问题的情绪反应最强烈。

表6.13　不同职业者情绪状况的平均分与F值

为了解年龄对社会问题情绪状况的影响，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详见表6.14。从表6.14中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的民众只有在民工权益保护问题上存在显著的情绪差异，对其他问题的情绪反应没有显著差异。多重比较发现：20岁以下的年轻人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民众，而40～50岁的中年人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的人。这说明2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民工权益受损问题的情绪反应强度最大，而中年人的情绪反应强度最低。

表6.14　不同年龄者情绪状况的平均分与F值

综合年龄差异分析可以看出，在年龄差异上存在一个基本趋势：20岁以下的年轻人和5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情绪反应强度普遍大于中年人。一方面，20岁以下的人由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切身体验较少，对社会抱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如果获得超出自己理想模式的社会信息就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另一方面，50岁以上的人其价值观念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于社会转型的体验比较强烈，因而，面对这些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www.xing528.com)

2.民众对社会问题解决满意度的状况

民众的社会情绪研究验证了假设2的部分内容——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存在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情绪。需要进一步检验民众对这些问题解决状况的满意程度。本部分问卷5级记分，得分越低，表示满意度越低。结果见表6.15。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调查涉及的所有问题上，民众的满意度均低于理论平均值3分，说明民众对社会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不高。相对而言，满意度最低的为腐败治理问题，满意度最高的为三农问题。

表6.15　民众对社会问题解决满意度得分情况

续表

民众的社会满意度与对社会问题的评价是相呼应的，民众认为腐败问题很严重，相应地对其解决状况的满意度也低。

如果民众认为某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对于问题的解决持满意的态度，那么就不会采取过激行为。反之，本地区在这个方面既存在严重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作又不令人满意，那么民众就可能采取一些特殊的行动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如通过参与群体性事件来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

为了解年龄对于社会问题解决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方差分析。年龄段的划分与社会认知和情绪研究相同，分为5个年龄段，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2.85，p＜0.05），20岁以下的人对社会问题解决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这可能是因为其所直接参与的社会生活较少，来自直接经验的社会信息较少，而其他年龄段的民众不同程度的直接体验着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给自己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其满意度显著低于20岁以下的人。

为了解不同职业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工作的满意度差异，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职业主效应显著（F=3.10，p＜0.01）。下岗、失业、待业群体对社会问题解决的满意度最低，其次是公务员，满意度最高的为学生群体。值得说明的是，满意度的差异只是群际差异，从满意度的绝对值来看，所有群体的满意度都不高，都低于理论均值3分，即都处于“不满意”区间内。

中国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伴随着社会变迁有大量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焦虑等等，它们均有可能明显降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质量。而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有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公正和社会防护能力的弱化^[4]，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则从利益分配的另一端加剧了由分化带来的消极体验。低满意度包含着民众对当地政府权力和行政能力的质疑，于是希望更高级别政府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采取的措施就是利用或形成群体性事件，把事情闹大一些，吸引媒体和上级政府的注意力。

为了解群体性事件发生地区与未发生地区民众对社会问题解决的满意度，进行了差异检验，结果见表6.16。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问题上，群体性事件发生地区民众的满意度都显著低于未发生地区民众的满意度。

表6.16　群体性事件发生地区与未发生地区民众对社会问题解决满意度比较

虽然群体性事件发生地区民众对社会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低于非群体性事件地区，但是低满意度依然不能直接预测民众会组织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因为这些负面情绪只是群体性事件参与行为的准备因素。这种准备需要明确的指向对象，而指向对象直接受民众归因的影响，即把某种社会问题归因为哪个对象就可能产生指向此对象的行动。例如，如果民众将环境破坏归因为某个企业，就可能产生指向这个企业的行动，受到环境破坏伤害的民众集合起来要求企业停止破坏行为。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社会问题的归因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