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变化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政治过程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梯利、麦克亚当和塔罗等。该理论试图超越传统理论的局限，将社会运动、革命等不同类型的集体行为研究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下，用“抗争政治”来统称传统理论中的各类集体行动，以弥合集体行动的类型划分界限，从动态的角度去观察他们称之为抗争的集体行动和政治之间的互动过程，了解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机制。该理论体系所称的“抗争”是指在诉求者和他们的诉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有两个发生条件：至少某一政府是相互作用的一方，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相互作用者至少一方的利益。但是抗争政治并非有规律可循，其发生是间歇性的，不具有规律性和连续性，政府在其中充当调解人、目标或者提出要求者^[18]。

在政治过程理论视角中，社会变化并不会直接导致集体行动，而是通过改变现存政治权力的结构，包括拓展政治机会和增强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影响集体行动的发生。因此，在现存社会中，任何能改变政治秩序的社会变化对于集体行动来说都是一个政治机会，特定的政治机会给特定群体发起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

在梯利的政体模型中，国家是一个政体，包括两类成员：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如美国的财团和其他利益集团）。政体内成员由于具有特定的身份和政治资源因而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决策过程。而政体外成员虽然也能对政体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微弱的，如果要施加更强有力的影响，则常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政体外成员为了改变现状，施加政治影响，要么设法进入政体，降低成本；要么设法通过联合弱小个体的力量形成合力以对政体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这就形成了集体行动^[19]。

以瓮安事件为例，由于社会变迁导致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少数群体成了经济获益群体，而大多数民众则成为经济受损群体。同时，获益群体利用其既得利益与当地政体内成员结合，形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得政治秩序发生了变化。新政治秩序的突出特征是获益群体成为实际的政体内成员，并进一步获得利益；而利益受损群体被排除在政体之外，成为体制外成员，利益损失严重。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就为利益受损群体进行集体行动提供了政治机会。在瓮安，获益群体即当地的矿主，矿主与官员结成的共同体保证了矿主的利益，同时进一步剥夺了利益受损群体——普通民众的利益。在利益分化过程中，由于群体分化明显，获益群体和受损群体各自的组织向心力都有所增强，在特定事件（女中学生的死亡）激发下，群体能够立即组织起来并诉诸行动。这种组织多不是正式组织，而是受情景规范引导、激活其群体身份而产生的临时组织。这些分散的个体虽然来自于不同的社区（镇街）和行业（农民、矿工、市民等），在事件之前（甚至事件之后）并不认识，但是由于具有利益受损的共同特征，因此某个成员利益受损能够成为特定情境中激活群体成员身份的线索，因之能够在紧急情境下形成共同规范，并立即产生集体行动。(www.xing528.com)

不管哪种理论视角，其目的都是尽可能科学合理地解读集体行动。但是理论建立者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会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学科的视角，使各种理论在解释集体行动上都有一些由于学科视角固有不足带来的缺陷。心理学视角关注行动者的内在心理过程，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集体行为的直接原因，但是关注行动者本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宏观结构变量对于集体行动的解释作用。而任何心理过程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没有社会宏观结构本身的不足，民众不可能产生指向社会结构的集体行为意向。社会学视角关注了社会运行中的宏观问题，指出了社会结构缺陷，并认为社会结构问题是集体行动的原因。实际上，社会结构只是集体行动发生的背景，而不是直接原因。政治过程视角也存在与社会学视角相同的不足，即如何衔接社会宏观结构与行动者的心理过程。如果不能解决这个衔接问题，则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视角，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始终割裂作为背景的社会与作为行动者的人之间的联结，并因而忽视了作为集体行动主体的人。

未来的研究，应该着眼于学科视角的整合，立足于寻找宏观社会结构和过程与行动者之间的衔接，从行动者的角度看社会结构与过程，寻找集体行动的直接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