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上，刘能对都市集体行动提出怨恨解释框架[6]。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都市怨恨产生的场域在不断扩大，工人对管理层腐败的反对，社会福利待遇的渴求，各种权益保护如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妇女儿童等各种弱势群体权益保护，都成为怨恨产生的可能场域；同时，怨恨生产的频率也在加快，以工人群体为例，国有企业改制导致的下岗失业工人增加，福利改革导致的医疗负担和住房负担加剧，教育改革导致的教育不公平以及有偿教育的扩展，加快了个人怨恨产生的脚步。这些怨恨包括原生怨恨和次生怨恨。原生怨恨来源于社会变迁和过程中相对地位变动和相伴随的利益损害，或者起源于特定群体的非法利益获取，或者由于制度缺失或制度失效引发；次生怨恨产生于权力机关或者其执行部门，或者其成员在处理和消减原生怨恨中表现出的失当、不力或者无能，使得公众和受害者对怨恨处理产生消极预期，并对权力机关产生出次生怨恨。次生怨恨在激发潜在参与者的集体行动参与意愿方面，扮演着比原生怨恨更为微妙的角色。不同的怨恨内容指向的目标不同，有的指向全国性政治主体，如党和国家的全国性机构；有的指向地方性政治主体如地方政府和党的机构；有的指向非政治主体如商界、媒体、环境破坏实施者以及犯罪团体等。怨恨及其解释过程本身的特性影响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
当然，并不是有怨恨就一定有集体行动。怨恨对于集体行动的动员还受三个因素影响，即解释框架经验上的可信度、经历上的可测量度和叙事的重要性。而且，怨恨也不是集体行动的全部原因，在具体场景中是否产生集体行动，还受到组织者的理性计算、政治机遇等内外因素的影响。
不管乌合之众理论，相对剥夺感理论还是怨恨解释，都属于集体行动的古典理论体系范畴，该理论体系的共同点是突出强调了破坏性心理状态对引发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参与的逻辑先在性，因此，其着眼点主要放在了适应不良的抽象个体上[7]。该类理论体系有三个前提假设：一是病理性假设，即从社会运动的起源来看，结构性张力引发了个体的负面心理特征，并产生了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因此，参与者是病态的；二是直接性假设，即如果发生了集体行动，那么肯定有破坏性心理状态存在，或者有个人怨恨和不满存在，因此，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运动参与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三是非理性假设，参与者基于病态心理做出的参与行为是非理性的。Mcadam总结了古典理论模型[8]。
图4.1 社会运动形成的一般理论模型(www.xing528.com)
古典理论模型突出了集体行动中行动者的情感作用，将其放在社会结构视角中概括集体行动的情感逻辑，可以发现：集体行动的情感受利益的引导；集体行动的情感受社会情境（包括社会场景和社会规范）的引导；集体行动的情感需要持续的社会互动才能维持；集体行动的情感容易夸大，尤其是在群体场景中；集体行动情感的发展路径遵循着情感发展逻辑与集体行动历程统一的原则[9]。
实际上，人并不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情感之外，作为有理性的人，人们在感知到结构性张力之后，除了引发个体走向崩溃的心理状态之外，还有一条可能的路径——引发个体走上理性的张力消解之路。因此，完整的模型应该如图4.2。
图4.2 集体行为参与模型
虽然从观察者的角度看，路径1（情感路径）和路径2（理性路径）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观察到的都是社会结构张力和集体行动。但是对于参与者来说，二者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心理过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