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图书馆史：日军轰炸与西迁

（一）战前的湖南大学图书馆盛况

193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正式通知湖南大学改为国立——这是五年“国立运动”的成果。湖南大学图书馆随着新馆的建立，也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鼎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藏书的丰富、钱亚新的加盟。这两个方面都来源于新馆对人才的吸引与图书的需求。

新馆建成后，一方面学校加大了对图书馆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学者与藏书家们将自己的图书捐赠给湖南大学图书馆。据统计，到1937年3月，图书增至69010册，价值129312元，其中孤本、珍本、善本就有14919册，珍贵文献的数量超过馆藏总量的1/5。

钱亚新的加盟与皮宗石校长有很大的关系。皮宗石1937年7月始任湖南大学校长。他本人曾经兼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上任后，聘请前湖南大学校长任凯南兼任图书馆馆长。随着沈缙绅的辞职（9月，沈缙绅离开湖南大学，到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工作），经沈祖荣介绍，专聘钱亚新先生任图书馆主任。^[9]

图1-13　任凯南

任凯南（1884—1949），字拱辰，又字戆忱，湖南湘阴人（今汨罗市）。早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后考入英国伦敦大学，1921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2年，主持创办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校长。后与雷铸寰、魏先朴、黄衍钧等好友创办大麓中学。1926年，湖南商业、工业、政法等3个专门学校合并为省立湖南大学后，任经济学教授。1928年4月当选为湖南大学校长。同年被任命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9年7月辞去湖南大学校长职务，赴武汉大学就职，兼任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1932年至1936年，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1935年兼任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其间声名远播，被经济学界誉为“南任（凯南）北马（寅初）”。1937年7月，湖南大学改为国立，应邀回湖南大学任教务长，兼任图书馆馆长。1940年任大麓中学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辞去大麓中学校长职务，仍回湖南大学任经济系主任。1949年去世后，后人遵其遗命，将其万余册藏书赠送湖南大学和大麓中学。

钱亚新（1903—1990），江苏宜兴人，字维东，号东山，笔名千一、志新、练佳、金戈等。中国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1928年6月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本科毕业后，到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1930年秋回武昌文华母校执教，两年后，工作于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兼任讲师。1933年春，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4年。1937年9月转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1942年4月任蓝田（现湖南涟源）国立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任教于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后历任南京图书馆外文编目部、阅览部、科学方法部主任及代理馆长。1956年被授予研究员职称。1986年被聘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兼职教授，并任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江苏省图书馆学报》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专著有：《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1928年武昌文华公书林）；《索引和索引法》（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郑樵校雠略研究》（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1981年江苏图书馆学会）。^[10]

图1-14　钱亚新

钱亚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主任期间，同时在文学院兼授图书馆学。之后1942年5月，他调入蓝田国立师范后，也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其中，教育系的图书馆学课程是必修课，有3个学分；中文系、英语系、史地系是选修课，也是3个学分。钱亚新在湖南大学辰溪校区工作之余，把美国人凯莱的博士论文《图书分类法》翻译成中文，并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钱亚新非常赞赏凯莱博士提倡编制主题目录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应该在传统的分类、书名、著者三套目录外增加一套主题目录。

（二）日军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冬，湖南大学将贵重的仪器、图书资料经沅陵太子庙转运站运送至湘西，其中包括14919册孤本、珍本、善本图书。

1937年11月24日，日军4架飞机第1次轰炸长沙。轰炸的目的地是火车北站，这可能与故宫文物有关，日军误认为故宫文物保存在火车北站。据长沙老火车北站退休职工陈嵩岳回忆：

“日寇飞机没有炸到国宝，却炸毁了长沙火车北站家属区住房100余栋，死伤铁路职工居民300余人！”当时长沙的报纸曾作了这样的报道描述：“从东瓜山、小吴门火车站及经武门、兴汉门一带，所有的商店及住房被炸得无一完整，那墙倾屋塌，残肢断体，死尸累累，那伤者的呻吟，死者亲人哀哭构成了一幅悲惨血泪的情景……”

1938年4月10日下午2时，日军27架飞机第4次轰炸长沙，这次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湖南大学，日军飞机共投燃烧弹50余枚，爆炸弹40余枚，同时机枪扫射，湖南大学师生3人遇难，100余人受伤。

根据湖南大学工务组1938年绘制的《湖大被炸详图》上的标记（见图1-15），湖南大学图书馆中了一枚重磅炸弹和7枚燃烧弹（见图1-16），1933年新建成的图书馆连同54091册图书（包括中文平装书2959册，线装书47044册，外文图书4088册），也悉付一炬。

图1-15　湖南大学被日军轰炸全地图

美国人何爱德（中文名）1936—1939年在长沙工作生活了3年，曾担任雅礼护校校长。1988年，在她出版的回忆录中，就记录了日军入侵、空袭长沙的暴行。日机轰炸湖南大学时，何爱德与罗伯特（德国人）正在橘子洲的韩理生家里吃午饭。“很快我们看到日本轰炸机……一共有27架！”何爱德写道：

图1-16　燃烧中的湖南大学图书馆

它们向我们直线飞来，所以大家都跑到屋内寻求庇护。许多炸弹都是同时投下的，因此很难知道每架轰炸机到底投下了多少炸弹，但她们问自己：“这些轰炸机要去哪？他们要炸什么地方？”之后，答案马上揭晓：要炸这里，什么都炸！这让她们感到恐惧，因为她们知道那边有许多学生。我们看到一枚燃烧弹投下、燃烧，接着看到一幢建筑化为熊熊火海。一座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被夷为平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轰炸大学，杀害平民、学生和农民？

当天，湖南大学在《被敌机炸毁后正告中外文化界宣言》中这样描述了这场文化之殇：

“本大学不幸于四月十日下午二时，竟遭蔑视人道、摧残本校之日本Government派遣飞机投弹燃烧而毁灭殆尽已。本大学继承岳麓书院，有千年历史，自来理学名儒、不世名臣多讲学肄业其间，如宋之朱、张及近代曾、左、胡、彭其例也。而文人学士题咏记载，留遗于附近山岩屋壁者，触目皆是，寸瓦片石，几皆于文化史有重大之价值。图书馆之改造虽新，然宋元之旧本，名人之手泽，世无复本之孤籍，近年来各处出版之专籍、调查报告，友邦捐赠（中德文化协会捐赠）之珍籍，及本国学者所捐赠及寄存之专门书籍，皆百十年继续集合四方之所有，以罗列于一处者也。科学馆所藏之仪器、标本、设备，亦自我国创办现制学校以来，四十年继续不断所增置，前后师生聚精会神，造作搜集，尤其最新式之精确器具等，皆非一时一地所能制备，亦非全部可以数十万元金钱所能重购者。今强敌以二十分钟内之暴行，一举而焚烧炸毁之，古迹碎为瓦砾，典籍变为灰烬，科学仪器标本毁成碎金坏木，于吾人之损失为如何！世界文化之损失为如何！利用文化风景区域之无防空设备，尽量低飞择准目标而炸毁，一度炸毁之不足，复再度投以烧夷弹；少数弹偶中不足，复继以密集投弹，一图书馆、一科学馆之本身与附近，共投百余弹。处心积虑之集恨于文化，明眼者目能辨之。同人等痛定思痛，不敢以人类之损失，私为一地方及少数人之损失，故缕陈本末，正告中外文化界。”

（三）西迁辰溪后的图书馆建设

1.馆舍(www.xing528.com)

1938年10月12日，湖南大学西迁辰溪陇头垴。随同学校迁往辰溪的，有教授46人、讲师17人、助教19人、体育军训教师5人、学生535人，加上职员、工人及家属，总人数超过1000人。湖大迁辰溪之后，有较大的发展，师生员工都有增加，到1945年3月，湖大师生员工及家属达2000多人（其中师生1500人）。长沙麓山原址则设立湖南大学留守处，由第九战区军官干部训练团借用。至辰溪后，“校舍虽曾新建数十栋，但以仍不敷用，故该馆仅分得有平房两间，暂作办公室及阅览室，书库则另租房屋于校舍附近乡间，以防不测（见图1-17）。”^[11]

此外，为保护图书，学校还在距校本部三华里的锦滨乡蛇会村林木森然的山谷中修建了4个书库。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是科学合理的。湖南大学迁辰溪后，日军飞机于1939年9月21日和1940年10月11日，两次进行轰炸。两次轰炸死1人，伤3人，炸毁校舍10余栋及实验仪器设备100余件，但图书资料除开1939年9月21日轰炸焚毁242册（包括中文平装书106册，线装书76册，外文图书60册）以外，损失不大。

2.经费

湖南大学被日军轰炸后，曾得到教育部发放的补助费20万元，其中11万余元为图书费。根据史料记载，由于时局不宁以及日军的轰炸，至1939年年中这笔钱并没有动用。以1939年为例，图书馆“经常费”预算为3.4万元，其支配为文学院1万元；理学院0.9万元；工学院1.2万元；线装书0.2万元；馆用书0.1万元。

图1-17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大学辰溪校区全景

3.捐赠

湖南大学图书馆由于轰炸，基础藏书损失惨重，西迁辰溪后，加大了征书的力度，进一步明确了捐赠规则，分为4种情况：

第一，凡一次捐赠图书价值100元至2000元者，除由本馆函谢外，待新馆落成时，当将芳名刻于纪念牌上，永留纪念；

第二，凡一次捐赠图书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者，除照上述纪念办法外，并将所捐赠图书，编印专目，以资纪念；

第三，凡一次捐赠图书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者，除照上述纪念办法外，待新馆成立，并将特备一室，典藏是项图书，以资纪念；

第四，凡一次捐赠图书在5万元以上者，除照上述纪念办法外，并由本校赠以匾额或其他纪念品，以资纪念。

通过积极的募捐手段，图书馆1939年获赠十四版《大英百科全书》《万有文库》《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图书。更重要的是，1942年6月，获谭延闿家属捐赠古籍140余箱，计26060册。

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陈三立、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去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著述有《组庵诗集》等。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此外，福建二十五集团军参谋长及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兼福州警备区司令的湖南人陈浴新，自称戎马书生，极喜藏书，且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先后收购到藏书家郭白阳、龚士礼等诸家珍善本数百种，以及春风词馆藏历代名家词数百种，在福建共收聚古籍多达4万余册。据《湖南民主人士手册》载：陈浴新将其所聚图籍装400余箱，用军车押送回湖南，途中与日军遭遇，所聚图书毁于日军之手将及一半，运至湖南安化蓝田镇故居时，存200多箱，2万余册。1949年后，陈浴新将其50年积聚图书，包括1937年至1946年在福建军中任职所征集、收买的珍贵图籍，全部捐赠给当时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并加盖仿宋蓝文长方印“陈浴新的书赠与湖南大学校公阅”。现在这批闽人所藏图书保存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1953年院系调整时调拨至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者注），列入全国善本书目录的达200多部，其中一些刻本、稿本、抄本为全国孤本。^[12]

图1-18　谭延闿

4.藏书发展

根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十四卷第一期（1939年）《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近况》一文记载：“一年来虽经竭力购置，终以外汇难得，交通不便，尚未恢复旧观。至本年四月止，新旧图书约共有三万册，其中线装书约二万五千册，中文平装书二千五百册，西文书二千五百册；杂志装订成册者约一千册，现今订阅者西文（期刊）一百十余种、中文连赠阅者八十余种。”

5.读者与服务

抗战期间湖南大学图书馆读者见表1-5。

表1-5　抗战期间湖南大学图书馆读者数量统计表

注：因为备战，1937年数据不详。

6.职工

西迁辰溪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与公布的数据，时图书馆有4人，除开主任钱亚新外，另馆员3人，分别是翁玄修、邱亦高、骆炳麟。1942年初，沈缙绅从广东回湖南，重新主持图书馆馆务。钱亚新离开湖南大学，携家眷从辰溪到安化蓝田（今涟源）国立师范学院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