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图书馆创办与建设历史

早在筹备阶段，湖南大学筹备处就注意图书的收集。1924年，由于湖南图书馆开馆在即，筹备到的图书全部转赠湖南图书馆。1926年学校开办之初，图书馆设在岳麓书院御书楼和文昌阁，陆续接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已停办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图书和省立中山图书馆部分古籍。

（一）经费

1925年11月11日，省长赵恒惕令拨三专校经常费为湖南大学经费的一部分，并统筹补充。又拨开办费20万元，分两期筹给。1926年3月9日开学典礼上，时任湖南大学委员长李待琛报告说，前后由湖南省政府拨款8.4万元，其中购买图书仪器的费用预算就达2万元。此后，省立湖南大学期间（1926—1937），经费一般由两部分构成：“经常费”和“临时费”。其中“经常费”包括俸给费、办公费、购置费、特别费。根据1934年度湖南大学决算情况，“经常费”合计309388元，其中包括图书采购在内的“购置费”为25710元，占“经常费”的8.31%。^[6]

（二）藏书

湖南大学创办后10年间，图书馆藏书发展得非常快，见表1-1。

表1-1　1931—1936年湖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统计表

时湖南大学图书馆藏书建设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利用“购置费”采购新书；二是接受捐赠；三是接收寄存图书。由于连年战乱，湖南省政府拨款有限，其中用于俸给的费用达到“经常费”的75%左右，采购新书的费用相当有限，因此另外两个途径为湖南大学图书馆所重视。为此，建立专门的制度，如《湖南大学图书馆募捐图书办法》（见图1-3）规定：“捐资或赠书值在一万元以上者本馆为之特贮一室并以其别号名之……凡捐资购书或赠书者将其姓名载入捐赠之书内。”

《图书馆收受寄存图书规程》规定（见图1-4）：“寄存图书应与本馆所藏图书一律公开阅览或出借，但原主得加限制条件；寄存图书不论有无条件，其图书之保存依照本馆藏书办法一例办理……”1933年图书馆落成后，时任校长胡庶华亲自撰写《湖南大学图书馆落成徵书启》，面向社会发起捐书活动：“长沙古国，屈贾导文于前；岳麓名山，朱张讲学于后；枫林爱晚，宜骚客之骋怀；芹沼吹香，恣游屐以览胜……爰卜佳处，规作曹仓。欲搜遗书，实之东壁。宗石渠天禄之规，翚飞聿峙。拟皕宋海源之美，鸿宝宜求。伏念邺架三千，琳琅满目。宝书百二，缃缥盈橱。或贮异国之文，或拥专城之富。”

图1-3　《湖南大学图书馆募捐图书办法》

受捐赠与寄存理念的影响，1934至1936年，湖南大学图书馆藏书有了较大的发展，三年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6.28%、10.75%、5.89%。1936年，得到德国政府的一批赠书，其中图书107种450册、科技期刊9种1054册。黄士衡校长（1936年1月至1937年7月任校长）、皮宗石校长（1937年7月至1940年9月任校长）也各捐赠了一批图书。

图1-4　《图书馆收受寄存图书规程》

（三）藏书组织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湖南大学图书馆便有系统的图书分类方法（见图1-5）：西文书籍采用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编制卡片目录。中文书籍分新旧两部：新部仿用杜威分类法；旧部暂用四库制编为书本式目录。“俟将中籍改装竖立完毕后，再用新法分类编目，以期统一，而便管理”。

至于目录体系，时湖南大学图书馆采用2种目录：书本式和卡片式，其中卡片目录又分为4种：著者卡片、书名卡片、类名卡片、书架目录卡片。其中书架目录卡片为工作目录，“其片依类排列，如书籍排列书架上之次序”“专供馆员清查书籍之用”。

（四）读者与服务

湖南大学建校的同时，便制定了《湖南大学物理实习规则》《湖南大学化学实习规则》《湖南大学工场实习规则》《阅书室规则》“四大规则”，其中《阅书室规则》八条如下：

图1-5　《湖南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

第一条：除星期一外每日阅书室时间自午前八时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至五时；

第二条：凡阅书时须先将阅书证交存管理员领取阅书券，照式填注清楚再交管理员，以便发给书籍；

第三条：阅毕将原书缴还管理员查验，如无损毁情事始照书券收书，发还阅书证；

第四条：每次领阅书籍至多不得过三本，前领之书缴还后始得再领他书；

第五条：损毁书籍一经查出，照原价加倍处罚，如系自行陈明照原价赔还；

第六条：如阅书证遗失致他们持此证冒领书籍或犯本则第五条之规定时，概归此证所有人负赔偿责任；

第七条：所领书籍只准在室内浏览，不得携带出外，如违由管理员制止；

第八条：阅书室内不得高谈阔论及吸食茶烟。

1930年前后，湖南大学图书馆进一步完善了《湖南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则》（见图1-6）六条：

第一条：本馆图书系供本校教职员及学生阅览之用；

第二条：凡本校学生借阅图书须凭借书证及阅览证；

第三条：本馆借阅图书时间规定如左（下）：

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

星期日及例假停止借阅；

附注：本馆于闭馆前十分钟摇铃；

第四条：本馆备有中西文目录，借书者须先填明目录、书号交出纳员查取，登记后方准携出馆外，如未经正式手续而擅自携书出馆者一经查出即由本馆陈明校长，停止其借书权利；

第五条：左（下）列图书不得借出馆外：

1.善本书；

2.各阅览室陈列之字典辞典及杂志报章；

3.教员指定之参考书；(www.xing528.com)

第六条：学生借书西装书、平装书每人以三本为限，线装书以二十本为限，二星期缴还，违者停止借书权利，如系原本教科书经教授指定而本馆原有多本，足供全班之用者以一学期为限。

图1-6　《湖南大学图书馆借阅图书规则》

《湖南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则》明确了相关制度，如开放对象为“教职员及学生”；开放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不能外借只能内阅的图书为“善本书、各阅览室陈列之字典辞典及杂志报章、教员指定之参考书”；外借期限为“每学期放假前一星期内一律交还”；等等各项事宜。

根据《湖南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则》，教职员工及学生构成了图书馆读者群的全部。据不完全统计，1926至1937年师生数量如表1-2。

表1-2　1926—1937年湖南大学师生数量统计表

结合表1-1，以1933年和1936年为例，这两年的藏书量分别为：5.1951万册和6.5361万册。1933年的生均藏书量51951/499=104册；1936年的生均藏书量为65361/439=149册。根据1935年《湖南年鉴》，1934年湖南大学图书馆借阅图书情况见表1-3。

表1-3　湖南大学图书馆借阅图书统计表（1934年）^[7]　单位：册次

根据表1-1、表1-2、表1-3可以计算出：1934年湖南大学图书馆图书流通率（文献利用率）为69051/55212*100%=125%；生均借阅量为69051/490=141册/生。

（五）图书馆管理与人员

湖南大学建校之初，在组织管理体系中，采用校长领导下的图书主任制度。校长下设图书主任一职，再设图书管理员若干（见图1-7、图1-8）。1928年4月，任凯南校长兼首任馆长。不久，为加强管理，在图书主任下增设了图书指导员一职。据档案记载，1929年以前图书馆主任不详，由江友松代理各类签字。1929年沈缙绅毕业进入湖南大学图书馆以后任图书馆指导员，江友松任图书馆管理员，赵贻勋、柳克达为图书馆办事员。

图1-7　1926年湖南大学图书馆组织体系图

图1-8　1929年校长换任图书交接单

江友松，1898年生，卒年不详，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5年2月至1926年1月任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助教，1926年起任湖南大学助教兼任图书管理员，1941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二等服务奖状。

据1933年刊发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落成、科学馆奠基特刊》记载，当时图书馆设有总务部、订购部、编目部、阅览部、出纳部、杂志部、典藏部7个部门。图书馆主任总管全馆事务，并兼任图书分类编目事宜。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调查》记载，时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为沈缙绅，此外，还有职员王昌德、刘铸、赵建常、李振南、赵颂尧。

随着沈缙绅的加入，湖南大学图书馆逐步迈入专业化管理阶段。比较湖南大学建校时的《阅书室规则》和沈缙绅进入之后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则》可以看出其专业性：目录体系的建立、图书馆专业名词如“善本书”“线装书”“阅览室”的使用、借阅权利的主张等等。

图1-9　沈缙绅

沈缙绅（1902—1978.10），安徽休宁人，民革人士。1928年6月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30年左右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1936年7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上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1937年秋至1942年春，在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曾经担任西文编目部主任。1942年春，回湖南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馆主任。

（六）馆舍建设

由于藏书发展迅速，岳麓书院御书楼和文昌阁已“书满为患”。1929年6月（另说4月，见《湖南大学校史》）由任凯南校长（1928年4月至1929年7月任校长）提议新建图书馆，预计需要经费86000元（银元）。湖南大学函请省政府下拨8000元作为基础工程费用，选择校园内原道林寺旧址为基建地。1929年11月，胡元倓校长（1929年7月至1930年8月任校长）聘蔡泽奉教授为学校图书馆建筑设计师，约定以建筑费3%为酬金。同时登报为学校图书馆基建工程公开招标。营造厂经理姜福兴中标，工程费用为64451元（银元），11月26日双方签订学校图书馆工程合同，约定1930年8月17日竣工。

学校图书馆工程于1929年12月破土动工。1930年春夏之交，湖南发生战乱，省城长沙遭遇兵燹，学校图书馆工程停顿，工地的临时房屋被驻军和民众占用。11月，杨卓新代校长（1930年8月至1931年3月任代校长）函请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要求拨款复工，因省政府财政奇绌，无力下拨经费。学校图书馆建筑工程直至1931年3月才复工，因缺少基建经费，工程进度极其缓慢。11月，承包商姜福兴提出损失补偿要求，由曹典球校长（1931年3月至1932年10月任校长）转呈省教育厅，答复是工程竣工后再办理损失补偿。1933年10月，省政府委员会第403次常会议决，补发姜福兴损失费4000元。1932年9月，经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委员会的核定，并经省政府委员会第335次常会议决通过，增加学校图书馆基建经费11159.93元。1933年9月在胡庶华校长（1932年10月至1935年12月、1940年9月至1943年8月、1945年2月至1949年6月任校长）任内落成，总耗资88370元。图书馆占地9200平方尺，大楼前部为阅览室和办公室，后半部是书库。阅览室系2层建筑，为砖木结构，一楼楼面高出周围地面0.92米，一楼层高5.5米，二楼层高4.9米。书库为4层建筑，楼面是钢筋混凝土造，书库层高2.75米。馆内设有书库4间，大阅览室2间，研究室2间，阅报室、杂志室、办公室各1间，还设有地下室，内有蒸气间、洗手间各1间。大门正面耸立着4个高大的古罗马爱奥尼式花岗岩石柱，中央穹顶。屋顶建有八方塔，作观象台用。整座建筑有欧洲文艺复兴建筑风格。规模之宏大，建筑之壮丽，是当时华中、华南最大的图书馆。（见图1-10、图1-11、图1-12）

图1-10　1933年落成的湖南大学图书馆

图1-11　图书馆阅览室内景

蔡泽奉（1988—1934），号子廉。湖南湘潭人。1908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预科，官费留日，1919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系。1928年任湖南大学教授，设计的湖南省第一纺织厂的织布厂，是湖南省由中国自行设计的最早的工业建筑。后又设计了湖南大学图书馆和科学馆。

1933年5月，在胡庶华校长主持下进行了图书馆设备招标，工程费用计8140.88元。书库采用双面式金属书架，阅览室、研究室的桌椅，报纸阅览室的报架，杂志室之陈列架及各项用具均采取樟木等优质材料制做，形状是最新式标准式样。馆内设备见表1-4。

图1-12　湖南大学图书馆建筑设计图

表1-4　湖南大学图书馆设备统计表（1933）

基建合同原定是9个月工期，建成湖南大学图书馆，实际经历了近4年时间，在任凯南、胡元倓、杨卓新、曹典球、胡庶华五任校长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建成了。1933年11月6日举行落成典礼，由校长胡庶华主持，100余人参加，为庆祝图书馆的建成，胡庶华校长亲自筹划、题词《湖南大学图书馆落成、科学馆奠基特刊》。

新馆建成后，曾经短时间保存过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根据那志良的《我与故宫五十年》记载^[8]：

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觊觎华北，北平故宫珍藏文物的安全受到威胁。从1933年2月开始，故宫珍贵文物开始南迁南京。至5月，先后运了5批，南迁文物19650箱。1932年8月14日（注：应该为1937年8月14日，当属笔误。其一，故宫文物为1933年2月才开始南迁南京；其二，下文提到的目的地湖南大学图书馆也是1933年才建成；其三，根据时长沙火车北站员工陈嵩岳、孙岫山等人回忆：“1937年8月14日，国宝在南京装船运到汉口，转火车运到长沙火车北站，该站职工得知车内装的是国家重要文物，即马不停蹄地将文物车调送到新河专用线抢卸，并与湘江新河码头联系，派船把文物转载。”）又把故宫文物中的精华装进80只铁皮箱，由南京运往长沙。由那志良、庄尚严、曾湛瑶三人负责押运。曾济时先到达长沙，与湖南方面协商，选定湖南大学图书馆作为故宫文物贮存地点。80箱文物从南京船运至汉口，在汉口转换火车，运抵长沙火车北站。文物卸车后用汽车运到湘江边，装船渡江，再用汽车运到湖南大学图书馆。在转运过程中，故宫博物院4位工作人员分了工，曾湛瑶在火车站装车；那志良在船码头接车；曾济时在湘江对岸溁湾镇接船；庄尚严在湖南大学图书馆接收。经过一整天的转运，80箱珍贵的故宫文物安全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失利，战火延伸至内地。长沙遭日本飞机轰炸，国民政府决定将文物内迁。1937年底，存在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80箱文物装上10辆汽车，经广西辗转至贵阳，贮藏在贵州安顺华岩洞，直至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