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时务学堂的成果与《湖南大学图书馆史》的关系

时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也是湖南近代教育的肇端。最早提出在湖南设立新式学堂的是蒋德钧。他的提议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赞同，并亲自命名为“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2月，熊希龄与蒋德钧发起筹办时务学堂个人捐助。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捐银2000两，以助购买书籍。熊、蒋也以身作则，会同上海刘麒祥合捐2000两，用于购买制造局译书。同年的11月29日正式开学，暂租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至三贵街一带）刘权之旧邸为校舍。梁启超、李维格分别任中、西文总教习，与梁、李二人同时入湘担任中、西文分教习的尚有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唐才常、周大列、王史、许应垣等人。但随着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的失败，即宣告走向没落。1899年春，根据原御史黄均隆弹劾奏章中谓时务学堂“讲求实务，有名无实”之语，将时务学堂易名为求实书院，校址迁城东落星田，“一切皆仿书院之成规，其课程则经史与八股交相为课”。首任总理汪贻书，继任杜本崇。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期间，重印康有为《长兴学记》，著《读西学书法》《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以指导学生学习，大力灌输维新思想。同时，学堂还指定《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报》等作为参考资料。

尤其是《湘报》，1898年3月7日，为配合湖南省的维新运动，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主导下，熊希龄创办了《湘报》，“日一出之”，系湖南第一份日报。《湘报》初由私人集资创办，而其中主要的力量来自于湖南时务学堂。《湘报》的八名董事蒋德钧、王铭忠、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熊希龄，几乎都与时务学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其中，担任撰述的有戴德诚、梁启超、樊锥、何来保、谭嗣同以及唐才常；西文翻译则是同时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西文总教习的李维格担任。《湘报》上刊载了大量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课艺批札、教学动态以及南学会讲演活动的讲义与答问，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各类文件、名单等，可以说《湘报》成了时务学堂的“校报”。(www.xing528.com)

《湘报》自1898年3月7日创刊，同年10月15日终刊（中间7月19日至8月2日曾一度停刊）共出177号，《湘报》以“开风气、拓风闻”为主旨，刊载内容大致有以下八类：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各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等。在《湘报》成立之初就制定了32条章程，其中的第9条明确宣示“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表明其是与时务学堂、南学会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湘报》上所刊载的文章，大多是言辞激烈、思想深刻，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指出中国的落后，并且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它旗帜鲜明地宣传维新变法理论，提出了学习西方以改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主张。《湘报》第20号刊载了湘潭人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更是异常激进，直言：“西法与中法相参”“西教与中教并行”“民权与君权两重”“黄种人与白种人互婚”四大以弱变强的救国策略。《湘报》第24号刊载樊锥的《开诚篇》，请皇上“下一纸诏书”，将国家“公之天下”；提出“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起四海之豪俊，行平等平权之义”。第31号刊载唐才常《恭拟密筹大计吁恳代奏折》一文，提出了改革的方案：第一，下罪己诏，定议院，改制新民；第二，立废时文，广设学堂，设学部总其纲；第三，联日联英以抗俄，并提出“张师统”“易官制”“开国会”“改律例”的主张。这些言论。对于封建道统来说，堪称离经叛道、狂悖不伦，然而这已经成为维新时期湖南部分官绅的政治主张。

但这仅仅是时务学堂教与学的一个方面，其另外一个教学阵地是南学会，到南学会听课与阅读。南学会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于1898年3月在长沙创办的，会址在湖南巡抚署的孝廉堂。南学会设立了开放式藏书楼，通过捐赠收藏图书1000多部1万余册，包括：经、史、子、集类中学图书；《西学启蒙》《格致汇编》《西艺知新》等西学新书；此外，还有众多新式报刊，如《时务报》《申报》《广智报》《万国公报》《新闻报》《译书会报》《湘报》《农学报》《格致新报》，等等。南学会与时务学堂一样，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责令停办，初具雏形的藏书处也随之关闭，藏书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