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大图书馆：岳麓书院藏书与利用方法

（一）藏书发展

“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根据清朝戴钧衡《桐乡书院四议》一书阐述，唐代，书院主要为藏书、校书之地。而到了宋代，书院成为教育机构时，藏书的功能依旧。佛教僧侣智璿等在岳麓山兴学时，就派人远走京师，购买“经籍”收藏其中，使湖湘人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岳麓书院建立之初，即接收了智璿原有书籍，并增置了图书资料。

此后，岳麓书院藏书来源极为广泛，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皇帝赐书。历代统治者为了兴文教，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二是地方官员、士子名绅以个人的名义捐赠。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三是书院自筹经费购买，或刻书珍藏。历代封建统治者为兴文教，多鼓励设置书院，有时分拨学田予以经济上的支持，书院自身亦经营着钱庄，经费所得用于购置和刻印书籍。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学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既有内容的广泛性，包括经、史、子、集、丛诸部，又有较强的针对性，即重点为本书院师生学习、研究所用，故很少刊刻御纂制书，也几乎没有面向民间的农桑卜算、阴阳杂家、启蒙读物以及戏曲、小说类的文艺作品，而主要集中于刊刻学术性著作，尤其看重师承学派，讲求自成一家之言。^[3]

岳麓书院藏书发展的重大事件主要如下。

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准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玉海》），儒家经书及《史记》《玉篇》《唐韵》等皇家宫廷书籍的收藏，是岳麓书院第一次受到时“中央政府”的关照，也使岳麓书院的藏书添色增辉。

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后，又赐内府秘籍，书院建“御书阁”以藏之。

元代，“御书阁”改称“尊经阁”。

明代，沿用“尊经阁”旧名，并多次扩建，曾于嘉靖年间循旧例请朝廷赐书。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钦颁日讲经史”等书18种、44函赠给书院，“尊经阁”改为“御书楼”。

康熙五十二年（1713），对书院诏颁《朱子全书》《四书注解》等典籍。

嘉庆二十五年（1820），岳麓书院藏书达330函、387部、327本，共计10054卷。时御书楼已有比较完整的藏书思想和完备的规章制度，据《（嘉庆）湖南通志》和《岳麓书院捐书详议条款》载，书院规定：“购求宜广、收发宜清、交代宜严、藏贮宜谨、看守宜严。”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岳麓书院毁于兵火。时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1790—1869）旋即于1853年修复了文庙、御书楼、文昌阁、讲堂、斋舍、祠宇等。为补充藏书，丁善庆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笺》等862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子纷纷捐献，如湘阴人李桓一次就捐置了《四库全书提要》《资治通鉴》《钦定礼记义疏》《金石萃编》《王忠文公全集》《类书纂要》《日知录》《史记》《玉海》等36种书籍，计2000余卷；长沙数学家丁取忠将自己著述编辑的《度里表》《数学拾遗》《算学丛书》等21种捐给书院；湖南督粮道谢煌捐《约书》2部；湖南巡抚李瀚章送《御纂周易折中》等8部书。湘籍在外官绅也踊跃捐书，如浙江巡抚湘乡人杨昌泼捐置《新唐书》《旧唐书》《十三经古注》等13种图籍；曾国荃献《王船山遗书》1套，计270卷。

同治七年（1868），岳麓书院藏书达到14130卷，超过了嘉庆末年的藏量，其中9300余卷是官绅士民捐送的，占总数的65.9%。

王先谦主持岳麓书院时期（1894—1903），对书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他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时值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极富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爱国心的王先谦，产生了求变、改革、救亡图存的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10月，他发布《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要求诸生“留意时务”“启发志意”“以开风气为先”。通过《时务报》，岳麓师生识时务、开风气，做好了改革的思想准备。光绪二十三年（1987），王先谦开始了实质性的改革。改革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系统和藏书体系。^[4]其中藏书体系最典型的是新学图书的收藏。(www.xing528.com)

岳麓书院御书楼藏书虽然丰富，为院中师生学习研究提供文献支持，但“仅有中书”，已经不能适应《时务报》所洞开的新学需求。光绪二十四年（1898），熊希龄、蒋德钧、刘麒祥等捐入《电学》《数学理》《东方时局论略》《铁甲丛谈》《保富述要》《数理精蕴》《弦切对数表》《工程致富》《类症活人书》《炼石篇》《美国水师考》《海军调度要言》等“新学西书”计120种400余册。《湘报》（1898年3月7日创刊，1898年10月15日停刊）第61号、65号、69号、70号分4次公布刊登了所捐图书的书目。此举适时满足了人们开拓心胸，吸收新知的愿望，为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文献保障。

此外，岳麓书院自刊书籍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书院志。书院最早的志书是明正德九年（1514）由湖广学道陈凤梧主修，山长陈论实编的《正德岳麓志》，可惜该志已无存于世。第二部志书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长沙知府滨州人吴道行纂修的《万历岳麓志》，该志现存中国台湾。崇祯六年（1633），岳麓书院山长长沙人吴道行重修《岳麓志》，但也没留存下来。《康熙岳麓志》是现在流传于世较早较多的志书，该志为长沙郡丞赵宁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597）倡议纂修。《康熙岳麓志》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岳麓书院半学斋有翻刻本，志名沿旧称“新修岳麓书院志”，雕版藏于岳麓书院半学斋。清同治六年（1867）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主持修纂《续修岳麓书院志》，此志是对《康熙志》的续补增订，雕刊于半学斋。清同治十二年（1873）湖南巡抚刘崐又在《续修书院志》基础上，增补纂修了《同治岳麓续志补编》，这是书院清代最后一部志书。第二，各时期的学术成果及同门录。从宋代开始，各大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重要文献，而且大师们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进行了校勘，因此，有能力自行购置和刻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岳麓书院的学术成果及同门录，最具影响性和代表性的要数嘉道期间的山长欧阳厚均所编《岳麓诗文钞》《岳麓书院同门齿谱》初、续二集，此外还有《岳麓书院课艺》《岳麓书院课文》《岳麓会课》等等。《岳麓诗文钞》成于1850年（道光十年），全书共57卷，收诗、词、赋、文计1090首（篇），录及作者558人，作者时代历唐、宋、元、明、清五朝，前后千年。这是研究书院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岳麓诗文钞》在编辑上有一个特点，即由山长欧阳厚均就见闻所及初编成册，再由肄业诸生分卷校勘，然后刊刻出版。当时全院生徒一百零一人，全部参加了工作，师生合编典籍，实为岳麓书院史上的一大创举。^[5]这些书籍大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在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传播知识等方面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功用。

图1-1　《新报》刊登熊希龄等捐赠岳麓书院图书书目

（二）藏书管理

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岳麓书院形成了关于图书征集、收购，整理编目，借阅，保管等一整套严密的图书管理制度。清嘉庆年间，为了丰富书院的藏书，由长沙布政使敦良、盐道长宝道胡鳞，会同山长欧阳厚均及诸生周有簠等制定出《岳麓书院捐书详议条款》，该条款对书籍的征集、收藏、借阅、保护等等做了详细的说明，显示出书院高水平的图书管理水平，今立木刻匾于御书楼内，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关于图书的征集、收购。“据称购求宜广也”，殿版、官刻、家刻、坊刻、官绅士民家藏著作及图书、雕版均在征集范围之内，对于“现任湖南地方文武各宪及通省各属士民”，如果有家藏书籍情愿捐入书院，或自愿量力捐资以备购买书籍之用者，则采取尊重的态度“请悉听其便”。征集到的图书应随时饬交监院收贮，“官捐者，官为购买，随时饬交监院收贮；民捐者，民为购买，亦随时呈请监院收贮”。同时，征集到的图书“均令即行登入册档，一面申报院司道衙门存案”。对于“从前颁诸书遗失无存”的现象，则根据统计的书目进行补购并收藏，至于那些府州县志书及别项书籍板片，也有明确规定，即“不必征取贮院，以省烦扰”。

第二，关于图书登录整编入库。书院通过各种途径购进书后，首先要进行登录工作。对书的来源、收购日期、卷册数都予以登记，然后是分类编目工作。乾隆年间完成的我国重要的分类法与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书院藏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数书院藏书按经史子集四类分类排列，相当多的书院都编写了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曾先后有三部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

由于藏书量越来越大，为了便于收藏与整理，一般书院都配备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抄录书籍，负责书籍的购买、分类、编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宋代岳麓书院设“监院”专门对书籍进行日常管理。“据称收发宜清也”“应请责成监院设立册档，按年登载”，对于新颁发的或刚征取而来的书籍，都要在各书名下，“注明几卷、几本、几套，系某年月日收到字样”，登记翔实，而“内捐置及购买者，除照前注明外，并添注何员何人捐购字样”，并且在“每书于壳面上俱钤用监院钤记，并于逐页加钤‘岳麓书院藏书’图记一颗，以免偷换。”对于新捐购的书，则在“每书每本首页尾页，俱钤盖‘岳麓书院官书’戳记”进行区别整理。这些管理人员都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管理藏书的同时还进行藏书整理与编目工作，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从而推动了古代目录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至于大规模的校勘、清理、曝晒等工作，就临时由山长组织人员进行。

第三，关于图书的保管。岳麓书院对于图书的保管制度相当严格，对于各种书籍都有交代，“据称交代宜严也。各学书籍俱有交代，书院设立监院教官一员，经管书籍……”管理人员在交替与轮换之时都需办理申报与移交手续，“倘有遗失书籍不即行禀报者，至下届交代时查出，即责令与监院各半分赔，并量予薄罚示儆”。如果未及时进行统计移交，也要进行惩罚。另请管理人员则需将人员名单和藏书统计备份存档，便于检查。每一季度司书吏要将阅书簿呈监院官阅，年终还要送山长审阅。岳麓书院除设置藏书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措施，专门用来防火、防潮、防鼠、防蛀、防盗、防散、曝晒和修补等。“据称藏贮宜谨也。藏贮书籍，须防霉变起于潮湿，尤莫甚于房屋之渗漏。”每年梅雨月份，禀请监院，晒晾书籍。这些措施，无疑大大减少了书籍的破损率，给后代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此外，对于添补瓦片、修整格扇等重修完固则设立专项维修基金，专款专用，并派专人维护监工，“现在御书楼一座，重修完固，楼上楼下俱可藏书，若不逐年苫盖修理，恐难经久。应请增岁修一项，每岁所需不过数金，以为之用”。在维修过程中，为了防止偷工减料，工程款也分批支付，必须在竣工后才最后进行总的结算，“应请嗣后如有工程动用，专责监院经理，银数无多者，全行发给；若数在百两以上，估册到日详奉宪台批准后，先行发给一半，其余俟工程完竣，委员覆验之后，再行找发，以节浮冒”。在安全保卫方面，据称“看守宜严也”。凡是岳麓书院的图书都集中存放在御书楼上、下两层，专配监院教官一员，全面经管图书；并配看守一名，在馆居住，严禁闲游人等入内，并不许肄业诸生借住楼下。

（三）藏书利用

嘉庆二十五年（1820），湖南巡抚李尧栋动用“公帑五百缗”，为岳麓书院添置大批图书，并写了《岳麓书院藏书记》一文，今立木刻匾于御书楼内。文中明确提出了“书不贵能藏，贵能读”的藏用宗旨，“士民之表也，经士之业也，民风醇本于士习端，士习端本于经术明，经明则行修，一人行修移于一家，一家行修移于一乡、一国。训世正俗，其必由通经之士乎！”“书不贵能藏，贵能读……且诸生日与圣贤对，经术明而士习端，士习端而民风醇，读书之益孰大于是，讵比藏书家，必与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争胜也哉，抑又安知夫后之人不踵而行之，更广为购储，使日臻于美备战。则即以此区区者为物始也，可爰书以为记。”他认为藏书是士民之表、经士之业；读书在于经明、行修，齐家治国，“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把藏书和读书联系起来，突出读书的重要性，这是对书院藏书注重利用、注重发挥藏书社会教育作用的精辟见解，是书院藏书楼的特性所在。

与历代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相比，岳麓书院藏书利用率高、读者对象广泛、人数众多。凡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都能借阅。岳麓书院有一整套完备而方便的借阅制度。从借阅的手续、期限、册数、借阅的范围到毁损图书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借阅方法上规定了借阅日期、卷册数，借书时必须当面点清。如有残破或污损，勒令限期补齐或赔偿；对随意圈改点评者以后不与借书。“书院至院长及住斋诸生取阅书籍，应由监院发交造册存查，随时登号记数，阅后缴还销号。”学者要借书时，先阅读藏书编目，知道是否有此书，然后填写登记册，记下借书日期、数量和姓名。“内有未缴者，向来于散馆时查收销号，应请嗣后按季收查。三月内即行催缴，俟缴还前书；再行取阅别册。”还书时，管理人员记明某月某日该书归还，并于每年年终催书，对于逾期不还书者则进行催缴，催缴后仍不归还则进行罚款，院长与生徒的处罚方式也有所不同；罚金主要用于重购图书的资金。这些详细的借阅、催缴手续，对借书人来说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