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民法典》和《法典》之中没有明文规定物证，而是将其作为勘验的对象加以规定。有学者认为，“从《法典》第441 条‘动产或不动产之提交’来看，是承认动产或不动产可以作为证据的”[8]。也有学者认为，“诉讼中的‘物’只在其成为勘验或鉴定对象时，才具有证据法上的意义，其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9]。
澳门法律属大陆法系，而“物”在大陆法国家和地区只是以证据方法出现，一般不作为证据种类。所谓物证的概念通常与勘验这种证据调查方法联系在一起，并不直接规定为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物”本身如果作为一种证据形式，有时很难直接作为证明案件的“证据”，而辅之以“勘验”或“鉴定”等方法调查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10]《法典》也是从勘验的角度将动产或不动产这类物作为一种证据方法的。例如，《法典》第513 条规定：如法院认为适宜，得主动或应当事人之声请，对物进行检验，以澄清对案件之审判属重要之任何事实。这种立法的优点十分显著，物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必须经过鉴定才起证据作用。如不进行鉴定，物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物作为一种勘验的对象，使这种证据方法成为特定人的一种法定义务，在实务中具有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使法定义务与不利的后果性负担通过一种程序上的装置再现出来，充分显示了证据的程序功能的实效。
【注释】
[1]李淑华：《民事诉讼法入门》，冯文庄译，澳门大学法学院、澳门基金会1996年版，第134 页。
[2]程春华、廖荣兴：《大陆与澳门民事证据制度比较研究》，载田平安主编：《比较民事诉讼论丛》（第1 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 页。
[3]李淑华：《民事诉讼法入门》，冯文庄译，澳门大学法学院、澳门基金会1996年版，第134 页。
[4]［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 页。(www.xing528.com)
[5]何家弘：《从应然到实然——证据法学探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5 页。
[6]米也天：《澳门法制与大陆法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 页。
[7]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 页。
[8]董少谋：《大陆与澳门民事诉讼证据种类比较与评价》，http：//www.chinalawedu.com，下载日期：2009年7月22日。
[9]程春华、廖荣兴：《大陆与澳门民事证据制度比较研究》，载田平安主编：《比较民事诉讼论丛》（第1 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 页。
[10]田平安：《民事诉讼证据初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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