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成果

澳门的民事诉讼制度改革肇端于澳门回归前的法律本地化进程。根据《中葡联合声明》的要求，自1987年4月13日开始至1999年12月20日的过渡期内，葡澳政府需要完成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地位化等“三化问题”。在过渡期内，澳门必须颁布本地的民事诉讼法典。由于澳门缺乏本土的法律人才和立法经验，也由于葡萄牙当局希望借此让葡萄牙法律体系能够在澳门回归以后得以延续，因此，来自葡萄牙的法律专家和居澳葡裔法律专家在1995/1996年葡萄牙民事诉讼法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移植了1995年的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制定了澳门的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经过澳门立法会通过后，成为澳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典。

澳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可按照回归前后划分为两个阶段。法律本地化和现代化始终是这两个阶段改革围绕的主轴。在澳门回归前的阶段，其民事诉讼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在极短的过渡期间内，将原先属于葡萄牙法律的1961年《民事诉讼法典》进行中文化，并通过本地立法将其转化成澳门自己的法典。对于什么是本地化、如何实现本地化等基础性问题，当年的法典起草者进行了许多探讨。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本地化最主要的内涵就是配合澳门本地实际情况对规范性文本进行调整修正，并确立澳门的若干主要基础法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他罗马—日耳曼法系在诉讼法方面的演变情况，充分吸收外来的但属同一法系的经验。因此，在实现本地化的同时，亦应达到法律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对于何谓“现代化”，立法者并没有再做更深一步的考虑，而是直观地将欧洲的德国、意大利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的立法经验作为法律现代化的样本。不过，短暂的回归过渡期并没有给予这些立法者太多的时间去思考、沉淀。仓促之中，他们直接移植了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并将其改造成为今日的《澳门民诉法》。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立法的时间有限之外，澳门本地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薄弱和司法实践经验总结不足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澳门法律的本地化只是完成了形式本地化的过程，并没有达成当年立法者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既实现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又达到法律现代化。

在思想体系方面，澳门民事诉讼法典充分体现了欧洲大陆的法律理念。西方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信奉自由竞争，强调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但社会的现实发展，并没有像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设想的那样，充分自由的个人会依靠自身的理性去实现社会良好的私法秩序。相反，人们尔虞我诈，彼此倾轧，弱肉强食。于是，在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一种社群主义的思潮开始对古典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弊端进行抨击，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被修正，一种强调社会意识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葡萄牙人继承了意大利风格的诉讼体系，汲取了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法律思想，在强调保障私权自由的前提下，强化了法官职权主义，弱化了诉讼竞技主义。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接近正义”运动的影响下，在保障诉权、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多元化解决纠纷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通过对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律的移植，《澳门民诉法》秉承了这些思想。从这个角度上看，澳门民事诉讼法在文本上是颇具“现代化”色彩的，其中很多理念具有进步意义。比如，合作原则、形式合适原则、法官依职权原则的确立为法官预防将法庭变成诉讼“角斗场”赋予了必要的手段。这一法律修改将竞技保障型的旧的诉讼观念转变成为合作促进型的诉讼新观念，其意义十分重大。(www.xing528.com)

在实现法典本地化方面，为适应澳门自身的地域特点，《澳门民诉法》在诸如管辖制度、特别程序等方面进行了专门修订。对于管辖制度的修订，法典充分考虑到澳门地域狭小的特点，简化了审级管辖；同时，考虑到澳门是一个国际化都市，因此保留了旧法对澳门居民一些具有保护性管辖的规定。对于特别诉讼的修订，则重点放在补充、完善那些适应社会商业需求的，以及社会常见的涉及婚姻家庭纠纷的程序上，如宣告死亡推定、撤销债券证券、为债权人利益清算财产、共同海损之理算、形式股东或合伙人权利等程序。这些新增或完善后的规定为澳门作为国际化商业港口城市提供了商事活动与民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司法管理手段。例如，“为债权人利益清算财产”一章对于宣告公司破产的前提、声请人、债权人大会、破产管理人等一系列关于公司破产的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补充和完善了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促进社会商事主体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提高诉讼效率，实现法典的科学性方面，澳门民事诉讼法对普通宣告程序作了完善，对上诉程序予以简化，补充了保全程序，强化了执行程序。这些修改为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