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金融改革: 公司治理、再监管与实务

经当代文献确认后，上述模式就为分析各模式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基础。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和发展（如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股东行为和集中控制已被看作是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在一些重要且有争议的问题上，制衡董事会决策权的重要力量。这些问题包括高管薪资、收购或兼并等。同时，对利益相关人的保护也开始展现，越来越多的法令开始强调对公司各组成部分利益的考量（US，Frank−Dodd Act，2010；UK Company Law，1980）。同时，对于大陆模式来说，一些学者主张在强调股东至上理论以及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公司的最佳表现（Gordon，1999）。

由此，也引出了公司治理理论趋同的讨论，在当代公司治理文献中，对于公司治理理论的融合有着广泛的讨论。融合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公司治理理论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特别是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体化。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的金融市场逐渐紧密整合，从而成为公司治理趋同的关键动力（Nestor and Thompson，2000；Khanna and Palepu，2004）。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不同国家的多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Chemmanur and Fulghieri，2006；Bell，Moore and Al-Shammari，2008），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进行的外国证券投资（Useem，1998），不断增加的跨境兼并与收购，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这些因素都驱使各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来整合公司治理方式，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合规经营。融合的另一原因是在全球竞争背景下的产品市场融合，完善公司治理方法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高的竞争力和更高的效率（Kester，1997）。这样，就驱使各公司不断向趋同的最佳治理结构靠拢，并采取类似的战略机制（Kogut，Walker and Anand，2002）。同时，国际社会的努力也进一步推动公司治理理论趋同，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0，2004）和世界银行（WB，2001），分别建立了良好公司治理原则，并向其成员以及接受其财政援助的国家积极推广。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企业治理网络、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以及国际证券委员会，也对公司治理方法发布了补充性的通用标准，例如会计准则、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的原则等。

而公司治理趋同化的反对者则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处于不同国家背景下的公司治理系统，不会同时向假设的融合模式发展（Aguilera and Jackson，2003）。即便是现有的公司治理模式在发生变化，其主要还是由内生原因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国际趋同化的影响（Hermes，Postma and Zivkov，2006），并陆续发展出一些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公司治理模式的分散性。道路依赖理论认为，目前存在的各种公司治理模式受到最初原始机构设置的影响（Bebchuk and Roe，1999；North，1990，2005）。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方式通常反映了其特定的制度环境，不会轻易地被融合改变。互补性论点则主张，特定国家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互补的机构、法律法规、实践”的系统，仅单一地改善其中的任一因素，将在实质上降低这一系统的效率。（Khanna，2006：71）(www.xing528.com)

因此，公司治理的融合并不易实现，因为将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效率和制度完整性。阻碍公司治理趋同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当前，公司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利益集团，例如银行、工会、控股股东，倾向于维持治理结构的现状，因为任何变化或改进将影响他们的利益或者减弱他们的掌控（Bebchuk and Roe，1999；Coffee，1999；Khanna，2006）。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成为影响公司治理的障碍，例如：坚持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在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Milhaupt，2004），对于何谓公司治理的理想模式缺乏共识（Bebchuck and Roe，1999），关于民族差异和特性的固守（Barber，1995），不同社会规范和商业规范的存在，甚至比正式法律或指令更有效（Charny，2004：303）。关于公司治理的融合，还有关于最优公司治理模式的更多讨论。通常，研究人员关于“公司治理对于公司效率/绩效的影响”，有着很不一致且模棱两可的结论（Thomsen and Pederson，1996）。另外，也还没有发现关于公司治理趋同的经验性证据。例如，根据各相关国家的公司治理指标数据来看，吉隆（Guillen，2000）研究指出，在关键指标上没有发现公司治理趋同化的明显趋势，这些关键指标包括所有制结构、机构投资者持股、资金负债率、兼并与收购。卡纳、科根和帕勒普（Khanna，Kogan and Palepu，2001）发现，虽然有证据表明法理上的趋同，但是仍缺少在国家、产业或公司层面上实质性趋同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