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团体的表现与特征

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异质群体的大部分特征//观点的简化//易受暗示及其局限性//不可改变的观点和变幻不定的观点//为何会悬而不决//领袖的作用//他们享受声望的理由//他们是议会的真正主宰，投票只是少数人的决定//他们施加的影响//演讲术的要素//词语和形象//领袖在心理上普遍信仰坚定或偏狭的必要性//没有声望的演说者无法让人接受他的观点//或好或坏的情感在议会中的夸张//某些时刻议会表现的自动性//国民公会会议//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家在技术性问题上的影响//议会制度在所有国家的优点和隐患//它适应了现代需求，却造成财政浪费和自由的逐步限制//结语

议会代表有名称的异质群体。尽管议员的遴选因不同的时代和民族而变化，但是它们的特征却非常相似。其中，种族的影响会增强或削弱这些特征，但绝不会妨碍它们的表现。那些差异极大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却十分相似，这也使各国政府可以应对同样的困难。

此外，议会制度是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理想。它反映了一种心理上有误但却广为接受的观念，也即针对一个既定议题，一大群人要比几个人更能作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

在议会团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群体的普遍特征：思维简单、急躁、易受暗示、情感夸张、领袖影响巨大。但由于组成特殊，议会群体也表现出某些不同之处，对此我们很快将予以说明。

意见简化是议会团体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始终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以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遍法则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原则自然会因每个党派而有所不同。但个体只要形成群体，他们始终趋于夸大这些原则的价值，并倾向于将它们贯彻到底。因此，议会尤其代表众多的极端意见。

议会意见简化的典型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他们既教条又讲逻辑，头脑中尽是模糊的普遍法则，所以只顾死守陈规，而不管事实情况。我们有理由说，他们经历了革命，却没有看到革命。在极其简单的教条指引下，他们幻想着要彻底改造社会，并将一个精致的文明带回社会进化的初期阶段。他们实现这种梦想的办法同样带有绝对简化的特点。实际上，他们只知道暴力摧毁所有障碍。不论吉伦特派⁽¹⁾、山岳派⁽²⁾还是热月党人⁽³⁾，所有人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

议会群体极易受暗示影响。与所有群体一样，暗示来自享有声望的领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议会群体中这种暗示有着明确的界限。

在有关地方利益的所有问题上，议会中每位成员都持固定不变的看法，任何论证也无法将其动摇。即使有狄摩西尼⁽⁴⁾的天赋，也难以让一位议员针对贸易保护或酿酒者特权等问题在投票时改变决定，因为这类问题代表着显赫选民的诉求。这些选民事先给出暗示，势头足以消除其他所有暗示，进而维持意见的绝对稳固。⁽⁵⁾

在推翻内阁、征收新税等普遍问题上，则没有任何固定意见，领袖的暗示可以发挥作用，但却完全不同于在普通群体当中。每个党派都有几位领袖，有时他们的影响不相上下。于是，议员便处于两种对立意见之间，因此难免会迟疑不决。所以，经常看到他一会儿工夫就投相反的票，并给一项法令附加一条废止条款。比如，先通过一项议案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附加一条可以废除这项议案的条款。

这也是缘何在每届立法会议上，有的内阁意见非常固定，而有的却迟疑不定。总之，由于普遍问题数量众多，因此议而不决十分常见。这种悬而不决源于对选民的一贯畏惧，因为他们的潜在暗示始终会抵消领袖的影响。

不过，当议员们没有过多先入之见时，在众多讨论中真正处于主导地位的依然是那些领袖。

领袖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在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他们以群体首领的名义存在。他们是议会真正的主宰。群体离开主人便无所适从，因此议会的表决通常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很少靠他们的推理施加影响，而更多是靠他们的声望。这里最好的证据就是，一旦因某种情况名誉扫地，他们就不再具有任何影响。

这些领袖的声望属于个人，与头衔或地位无关。在谈到1848年国民议会中的那些大人物时，作为成员之一的儒勒·西蒙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趣的例证：

大权在握两个月之前，路易·拿破仑仍是无名之辈。

维克多·雨果⁽⁶⁾登上发言席。他的演说未获成功。人们听他讲话，就像听菲里克斯·皮亚⁽⁷⁾一样，掌声不太热烈。“我不喜欢他的思想，”沃拉贝勒⁽⁸⁾在谈到皮亚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埃德加·基内⁽⁹⁾可谓禀赋异常、智力超强，却丝毫不受重视。在召开议会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上，他却籍籍无名。

政治议会是世界上才华最无从彰显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只注重适逢天时地利的滔滔辩才，不在乎为祖国服务，而是为党派服务。要让人们对1848年的拉马丁⁽¹⁰⁾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表示敬意，就必须以迫切的眼前利益刺激他们。危险过后，人们既不会感激，也不会害怕。

我引用以上段落，是要突显里面包含的事实，而非它提供的解释，因为解释所用的心理学过于庸俗。一旦把对祖国或党派的效忠归功于领袖，一个群体便会立即丧失它的群体特征。群体服从领袖是屈于他的声望，当中不掺杂任何利益或感激之情。

因此，只要领袖享有足够的声望，他就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大家也都知道一位知名议员⁽¹¹⁾在许多年间，凭借个人声望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最近却因某些金融事件在选举中败北。过去他给个手势，内阁部长就会垮台。一位作家用以下几句话就清晰地说明他的影响范围：

“正是这位X先生，让我们为东京⁽¹²⁾花费了比原先多三倍的惨重代价，我们在马达加斯加⁽¹³⁾也没站稳脚跟，在尼日尔南部我们被抢走了整个王国，在埃及我们丧失了原有的主导优势⁽¹⁴⁾。X先生的理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惨败的损失还大。”

对于上述这位领袖，也不应过于埋怨。他确实让我们损失惨重，但他的大部分影响也是因为顺应民意而已；而在殖民地问题上，当时民意完全不像今天这样。领袖很少超越民意，他几乎从来只会顺应民意，并赞同他们的所有错误。

除声望之外，领袖的劝说手段也具有我们之前多次列举的那些因素。若想巧妙地运用这些手段，领袖必须（至少无意识地）洞悉群体的心理，并懂得如何跟他们讲话。他尤其需要明白词汇、套话和形象的奇妙影响。他应当具备独特的辩才，这包括断言坚定有力、撇除所有证据、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推理极为扼要。这类辩才在所有议会中都可以看到，其中包括英国议会，尽管它在所有议会当中最为慎重。

“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英国哲人梅因⁽¹⁵⁾说，“下议院发生争吵时，当中整个辩论的交锋无非乏弱不堪的泛话和个人激烈的言辞。对于纯粹民主的想象，这类浮泛的套话可以施加神奇的效果。以动听词藻表述的浮泛论断始终易于被群体接受，即便这些论断还从未被证实，或许根本就无从证实。”

上面引文中提及“动听词藻”，其重要性如何夸大都不为过。我们曾多次强调词语和套话特有的力量，在选词造句时必须要让它们唤起生动的形象。下面这句话摘自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为此提供了绝佳的例证：

“某一天，当一艘船载着道德腐化的政客和为非作乱的凶犯驶向热病肆虐的流放地，他们会攀谈起来，好像彼此是同一社会互补的两面。”

由此唤起的形象清晰可见，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感到其中的威胁。他们突然看到，一片热病肆虐的土地和一艘可能运送他们的大船，因为他们不也有可能属于那类定义不明且遭受胁迫的政客吗？他们感受到国民公会成员理应体验过的巨大恐惧，罗伯斯比尔用含混之辞以断头台相威胁，他们在这种恐吓之下，始终向他作出让步。

满口浮夸之言只会对领袖有利。我刚才引述的那位演说家，他完全可以在不招致强烈抗议的前提下，断言银行家和神父资助过炸弹袭击分子，而大型金融公司的管理层应受到与为非作乱者同样的惩罚。类似的断言永远会对群体产生影响。断言如何激烈都无妨，声明再有威胁亦不过。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辩术更能威慑听众。在抗议的同时，他们也害怕被当作叛徒或同谋对待。

正如我刚才所言，这种特殊的辩术历来盛行于所有议会，而且它的作用在关键时期会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大革命时期公会上那些伟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就十分有趣。每时每刻，他们都认为必须停下来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破口咒骂暴君，发誓无自由毋宁死。与会者站起来，热烈地鼓掌，肃静后又坐下。

有时领袖也会才智出众、学识渊博，但这对他而言基本上有害无益。在阐明事物的复杂性时，如果允许解释以促进理解，智力总是让人过于宽容，并极大地削弱从众所需信念的强烈程度。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大革命时期，伟大领袖都十分偏狭；但正是那些最偏狭的领袖，却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

他们当中最著名的罗伯斯比尔，其演说经常因缺乏条理而令人吃惊。如果只去读这些演说稿，人们完全无法解释这位大权在握的独裁者影响竟如此巨大：

“陈词滥调、冗余啰嗦、教学腔调、拉丁模式，只能用来糊弄幼稚而贫乏的头脑。不论攻击还是辩护，似乎都只限于对小学生说的那句‘来吧’。没有思想、没有转承、没有诙谐，让人厌烦至极。当结束这种乏味的阅读，人们会不禁发出和蔼的德穆兰⁽¹⁶⁾那样的叹息。”

强烈的信念和头脑的极端偏狭，居然能让享有声望的人坐拥大权，想到这点不禁让人心惊胆战。然而，也只有满足这种条件，才能无视所有障碍，并懂得意志的坚强。从这些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个体当中，群体会本能地找到他们始终需要的主人。

在议会上，一次演说的成功几乎只取决于发言者的声望，而非他所提出的理由。这方面最好的证明便是：当一个演说者由于某种原因失去声望，他同时就会失去一切影响，也即他随意主导选票的权威。

对于一位无名的演说者，即使讲稿言之有理，但单凭这些道理，人们也只是听听而已。议员德索布⁽¹⁷⁾先生，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心理学家，最近用以下这段话描述一个没有声望的议员：

他走上发言台，从公文包里掏出讲稿，依次摆在自己面前，然后自信地开始发言。

他以为能把令他振奋的信念传达给听众。他再三强调自己的论证；他充分罗列数字和证据；他深信自己很有道理。在他引述的证据面前，任何反对将毫无用处。他开始发言，不仅对自己的工作信心满怀，而且相信同事也会认真聆听，认为他们肯定只会赞同真理。

他刚开始发言，就惊讶地发现大厅里出现骚动，里面的噪杂让他多少有些恼怒。

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大家如此不专心？那些交头接耳的人在想些什么？什么要紧的事让那个议员离开座位？

一丝不安掠过他的脸面。他皱起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嗓门继续发言。但听者却越来越少。他加重语气，激动起来。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他连自己的声音也听不到。于是，他又停了下来，由于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可怕的叫喊：“休会！”他又继续讲下去。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

当议会团体达到某种兴奋程度，它就变得与普通异质群体完全一样，并始终表现出情感极端的特点。人们看到他们要么成就英雄主义壮举，要么做出罪孽滔天的恶行。个体不再是他自己，二者相似之处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会投票通过完全有悖个人利益的法案。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表明议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丧失自我意识，并遵从与他们的利益完全相悖的建议。对贵族阶级而言，放弃他们的特权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但在“制宪会议”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如此行事。对国民公会议员而言，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便意味着永远处在死亡威胁之下，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并且不惧自相残杀。尽管他们非常清楚今天把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可能就会轮到自己；然而，他们已经进入我之前描述的那种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顾虑都无法阻止他们屈服于那些冲昏头脑的暗示。俾约-瓦伦⁽¹⁸⁾是他们中的一位，以下摘自他回忆录的这段话，极为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令我们深受谴责的决议……”他说，“就在两天前，甚至一天前，我们也不想作出这种决定，正是危机激化了这种局面。”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

在国民公会所有情绪激昂的议会上，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无意识现象。

“他们赞同并批准自己痛恨的法令，”泰纳说，“这不仅愚蠢和疯狂，而且是在犯罪、滥杀无辜、戕害朋友。全体一致同意，在极其热烈的掌声中，左派联合右派，将他们的天然首领、这场大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人丹东送上了断头台。全体一致同意，在极其热烈的掌声中，右派联合左派，投票通过了革命政府最糟糕的法令。全体一致同意，在热情洋溢的赞扬声中，在对科洛·德布瓦⁽¹⁹⁾、库东⁽²⁰⁾和罗伯斯比尔的热烈拥护中，国民公会多次随意改选并最终维持杀人成性的政府不变。平民派憎恶它，是因为它杀人成性；山岳派憎恶它，是因为它草菅人命。平民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同意为他们的自杀出力。牧月22日，整个国民公会引颈受戮；热月8日，在罗伯斯比尔发言才一刻钟后，国民公会再次自我毁灭。”

这幅画面看似恐怖，却极为逼真。在受到足够的刺激和蛊惑之后，议会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它会变成性情多变的羊群，完全听任冲动的支配。以下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甚为典型，它出自议员斯普勒⁽²¹⁾先生之手，人们毫不怀疑他的民主信仰，我从《文学杂志》上转引如下。人们从中可以看出我针对群体描述的所有夸张情感，由于这种多变特性在转瞬之间就出现截然相反的情感。

“分裂、嫉妒、猜疑与盲目信仰和无限期望的不断交替，最终导致共和党彻底垮台。它的天真质朴与普遍怀疑不相上下。毫无司法意识，不懂纪律精神，只有无尽的恐惧和幻想：农民和儿童的表现正是如此。他们的冷静不亚他们的焦躁，他们的野蛮堪比他们的温驯。这种性格是未经历练和缺乏教养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惊愕，但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战栗、胆怯、无畏、豪迈，他们虽敢赴汤蹈火，却又杯弓蛇影。

“他们不顾事情的因果和关联。他们忽而灰心丧气，忽而斗志昂扬，极易被惊慌左右，反应忽快忽慢，从来不会恰到好处。他们比流水善变，可映射各种颜色，呈现各种形状。我们又能指望他们奠定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呢？”

我们刚才针对议会描述的所有这些特点，所幸它们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在某些时刻才变为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体都能保持自己的个性，这也是缘何议会可以制定十分出色的法律。诚然，这些法律是由专家在自己安静的书房中拟定，所以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的作品，而非议会团体的产物。这些法律自然也是最好的。只有经过一系列修正，不幸将它们变成集体产物，它们才会成为祸害。群体的作品始终比个人独立作品低劣。正是专家来决定议会不会通过那些条理混乱且难以实行的法案。因此，他们一时成了领袖。议会不会影响他，而他可以影响议会。

尽管议会运作起来困难重重，但它仍然是人们业已找到的最佳统治方式，而且它尤其可让人们尽力摆脱个人专制的枷锁。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模式，至少对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如此，换言之对处于文明顶端的所有人群来说如此。(www.xing528.com)

不过，议会可导致两种严重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的逐步限制。

第一种危险是选民群体苛求过多和缺乏远见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位议员提出一项明显符合民主理念的议案，比如保证所有工人都有退休金、提高铁路工人或小学教师待遇，其他议员由于害怕选民，则不敢露出无视他们利益的神色去反对这项提案。然而，他们清楚这会增加预算负担，并必然要求设立新的税种。对他们来说在表决时有所迟疑绝无可能。增加开支的后果以后才会显现，而且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不利影响。相反，下次等他们在竞选中面对选民时，否决的后果就会清楚地浮现出来。

除增加开支的第一个原因外，还有另一个同样强制的原因，即必须批准确保地方利益的开支。对此议员无从反对，因为这代表着选民的要求，而且每位议员要想为自己的选区争取所需开支，就必须在同僚的类似要求面前让步。⁽²²⁾

刚才所言的第二个危险，即议会对自由的必然限制，表面上不太明显，其实却尤为真切。这是无数限制性法律导致的结果，而议会由于思维简单看不清楚后果，所以认为必须得表决通过。

这种危险确实难以避免，即便英国也无从幸免，尽管那里的议会体制最为完善，议员在最大程度上与选民保持独立。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很久以前的著作中就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他在自己的著作《人与国家》中又探讨了这个主题，并针对英国议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自这个时代起，立法便沿着我所说的方向发展。迅速增加的专制议案不断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制定的那些规章，其数量逐年增加，不仅对过去完全自由的行为加以限制，而且还强迫他履行过去可以自愿从事的行为。同时，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负担日益沉重，在降低公民随意支配收入份额的同时，又增加征税份额供公职人员任意开支，由此逐步限制他的自由。”

这种对自由的逐步限制，在每个国家都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斯宾塞并未加以指出：一系列立法措施的制定，基本上都具有限制性，这必然导致执行公务人员在数量、权力和影响上的增加。由此，他们正逐步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在权力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唯有行政阶层免受变故之苦，唯有他们无需承担责任、不受个人情感影响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在所有专制统治当中，没有任何形式比具有三重特点的这种专制更为深重。

不断制定限制性法律和规章，以条条框框来严格约束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为，这必然导致公民自由活动空间逐渐变窄。民众以为如果制定更多法律，便可以更好地保障自由与平等。他们成为这种虚幻的牺牲品，于是每天都得接受更加沉重的枷锁。

然而，他们接受这些枷锁也并非无患。在习惯于承受这些束缚之后，他们很快便去自寻枷锁，并丧失一切主动和一切活力。那时，他们无非虚幻的影子、被动的木偶，毫无意愿、毫无抵抗、毫无力量。

不过，人如果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动力，必然被迫从其他地方寻找。随着公民日渐麻木和无能，政府的作用必须得以加强，而它就必须具备个人缺失的那种主动、实干和引导精神。这就要求政府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保护一切。国家于是变成全能的上帝。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的权力既难以持久，也不会太过强大。

尽管外在的许可给人造成拥有自由的假象，但对某些人群一切自由的逐步限制，似乎不仅是民族衰老的结果，更是政体衰老的结果。它是这个衰落阶段的不祥征兆之一，迄今为止任何文明都无从逃脱。

根据历史的教训以及四处凸显的征兆加以判断，我们的多个现代文明都已步入衰亡前极度没落的时期。有些演变似乎对所有民族都难以幸免，因为我们看到历史经常会不断重演。

要概括文明演变的这些普遍阶段十分容易，这里我就通过以下简述来结束本书。这寥寥几笔或许多少可以阐明群体当前掌权的原因。

∗∗∗

如果从大体上去审视之前那些文明辉煌与衰败的原因，我们从中会发现什么？

在这些文明诞生之初，来源不同的一群人，由于迁徙、侵略和征战偶然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亦不同，这伙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纽带便是首领制定的半成文法令。在这些混杂的团体中，群体的心理特征表现尤其显著。他们具有暂时团结、英勇、软弱、冲动和暴虐的群体特征。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他们是野蛮人。

接着，时间会造就自己的作品。相同的环境、不断的通婚和公共生活的必要性都在缓慢发挥作用。不同的团体开始融合形成一个种族，即一个拥有共同特征和情感的群体，遗传机制逐渐将种族固定下来。群体成为一个民族之后，才能摆脱野蛮状态。

然而，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反复不断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尝试，它才能走出野蛮状态，并获得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是什么并不重要，不管是崇拜罗马、雅典的强盛或真主的胜利，它足以让处于形成阶段的种族包含的所有个体在情感和思想上实现完全的统一。

这时，一种全新的文明才会诞生，它的制度、信念和艺术由此建立。在梦想的指引下，这个种族逐渐成就一切使之辉煌、强盛和伟大的功业。或许，它有时仍是乌合之众，但在变化不定的群体特征背后，作为稳固基底的种族精神终将出现，后者严格限定民族的变化范围，并对偶然因素加以控制。

不过，在完成创造使命之后，时间又开始毁灭，不论是神还是人都无从幸免。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水平后，文明便止步不前。一旦不再发展壮大，它注定要迅速衰败。不久，大限将至。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始终以理想的衰亡为标志，而理想是种族精神的支柱。随着理想的日益衰败，那些在它的启发之下建立的宗教、政治或社会大厦便开始坍塌。

随着理想的逐渐消亡，种族也日益丧失使之团结、统一、强大的特质。个体的个性和智力可能有所增长，但同时种族的集体意识却被过度发展的个人自我意识取代，并伴有种族特征的衰退和行动能力的减弱。以前形成的一个民族、一个统一体、一个整体，最终变成一个缺乏凝聚力的个体集合，只能由传统和制度人为地维持一段时间。这时，因个人利益和诉求不同而分化的民众，不再懂得如何自我治理，在无足轻重的行动上也要求有人领导，此时国家就要发挥出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彻底陨落，种族最终彻底丧失自己的灵魂。它再次沦为一帮孤立的个体，重新回到自己的起点：乌合之众。它具有群体所有的暂时特征，既缺乏统一，也没有未来。文明毫无稳固可言，于是只能随波逐流。大众统治，野蛮盛行。文明或许看似依然光彩夺目，因为它拥有漫长历史铸造的鲜亮外表，但其实它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已经毫无支撑，风暴来袭就会立刻倾覆。

因追逐梦想而从野蛮步入文明，当梦想丧失力量便走向衰亡，这正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历程。

(1)　吉伦特派（Girondin），法国大革命时期主要由工商业资产阶级构成的政治派别，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众攻占王宫后，国王路易十六退位；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吉伦特派执政后打击封建势力，迫害雅各宾派成员。1793年5月31日，巴黎人民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多名领袖被捕。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吉伦特派残余回归国民公会，成为热月党人骨干。——译者

(2)　山岳派（La Montagne），法国大革命时期以罗伯斯比尔和丹东为首的左派，与吉伦特派为敌，主张激进，尤其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与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关系紧密。1793年，吉伦特派被推翻后，山岳派执政国民公会。“热月政变”后，山岳派有的被处决，有的被从国民公会驱除。——译者

(3)　热月党人（Thermidorien），法国大革命中由资产阶级暴发户组成的派别，执政后实行丹东派的主张，废除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的政策，从而走出恐怖时期的束缚。1794年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被处决后，热月党人开始统治时期。——译者

(4)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BC 384—BC 322），古希腊政治家、演说家，曾任联军统帅。——译者

(5)　以下一位英国资深议员的想法，或许同样符合这种出于选举需要事先确定且无从改变的观点：“我在威斯敏斯特五十年来，听过几千场演说，但没几个能改变我的看法，更没有一个能改变我的投票。”

(6)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国文豪，1851年拿破仑三世上台后被流放海外达十九年之久，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1831）、《悲惨世界》（1862）等。——译者

(7)　菲里克斯·皮亚（Félix Pyat，1810—1889），法国记者、剧作家、政治家，巴黎公社重要人物，大力倡导激进思想。——译者

(8)　沃拉贝勒（Achille Tenaille de Vaulabelle，1799—1879），法国记者、教育家，1848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后强调行业检查，重视历史和语言教学。——译者

(9)　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1848年入选议会，反对教权政治，主张政教彻底分离。——译者

(10)　阿尔封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大革命时期，他作为保皇党被捕。波旁王朝复辟后步入政坛，曾在1825—1828年期间出使意大利，1829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

(11)　此处指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与欧洲历史上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译者

(12)　东京（Tonkin），越南北部地区，法国在1883—1886年期间曾在此发动战事。——译者

(13)　为掠夺非洲，法国曾分别于1883年和1894年两次远征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岛。——译者

(14)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建立殖民地，但随着反法同盟的干涉，英国也乘机加入瓜分埃及之列。此后近百年，埃及始终处于英法两国的权利交割之中。——译者

(15)　亨利·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英国法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古代法》（1861）、《早期制度史》（1875）和《大众政府》（1885）等。——译者

(16)　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法国政治家、演说家，大革命期间赞成共和制，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后因与罗伯斯比尔政见不合而被送上断头台。——译者

(17)　德索布（Descubes，1853—1936），法国政客，在1893—1898年期间担任法国科雷兹省议员，退出政坛后曾担任奥委会副主席之职。——译者

(18)　俾约-瓦伦（Billaud-Varenne，1756—1819），法国律师，大革命期间山岳派议员，曾担任国民公会主席。——译者

(19)　科洛·德布瓦（Collot d'Herbois，1749—1796），法国剧作家、政治家，大革命期间山岳派议员，1796年被流放至法属圭亚那后去世。——译者

(20)　库东（Georges Couthon，1755—1794），法国律师、政治家，大革命期间立法委员会议员，于1794年7月28日与罗伯斯比尔等人一起被送上断头台。——译者

(21)　斯普勒（Jacques-Eugène Spuller，1835—1896），法国律师、作家、政客，曾先后担任政府议员、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译者

(22)　1895年4月6日《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评述因为竞选利益需要而在一年之内造成的开支，尤其是建设铁路的支出金额。为连接山城朗盖耶（三千名居民）和普伊，表决通过建设一条耗资一千五百万法郎的铁路；为连接博芒特（三千五百名居民）和卡斯特尔-萨拉金，耗资七百万；为连接奥斯特（五百二十三名居民）和塞克（一千二百名居民）两村，耗资七百万；为连接普拉德和奥莱特镇（七百四十七名居民），耗资六百万；诸如此类。仅1895年，就表决通过九千万法郎建设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地方铁路。其他出于选举需要造成的开支同样不可小觑。据财政部长的说法，针对工人退休的法律通过后，每年至少需要一万六千亿法郎的支出，而按勒鲁瓦-布罗院士的说法则是八亿法郎。显然，这种开支的不断增加必定会造成破产。欧洲许多国家，如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土耳其等，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等，也将很快就陷入这种绝境。对此也无需过度担心，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众未有太多反抗，已经逐渐接受削减五分之四的债券票息。这种奇妙的破产手段，瞬间又使损失惨重的财政预算恢复收支平衡。此外，战争、社会主义和经济竞争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其他的灾难。在我们进入的这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应当安于现状，活一天是一天，而无需过度关注不属于我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