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选民群体的关键心理

选民群体的普遍特点//如何说服他们//候选人应当具备的品质//声望的必要性//工人、农民为何很少从他们自己当中推举候选人//词语和套语对选民的威力//竞选演说的总体特点//选民的观点如何形成//委员会的权力//它们代表最可怕的专制形式//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虽然在心理学上价值微弱，但普选却不能被取代//将选举权限定在特定公民阶层之中，为何投票结果依然相同//普选在各国的表现形式

选民群体，也即应召参与选择候选人的集体，属于异质群体。由于他们行事只有一个明确目标：从不同的候选人中选择，因此我们能从这种群体中看到之前所述的有些特征。他们尤其表现出推理能力差、缺乏批判精神、急躁、轻信和思维简单的群体特征。从他们的表决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领袖的影响，以及我们之前列举的那些因素（断言、重复、声望和传染）发挥的作用。

我们先来研究如何吸引选民。在那些最成功的方法中，他们的心理也彰显无遗。

对候选人来说，他所具备的首要品质是声望。只有财富可以取代个人声望，而才干甚至天赋都不是获胜的必然要素。

候选人必须享有声望，也就是说不经讨论就能被人接受，这一点至关重要。那些多数由工人或农民组成的选民，很少会从他们自己当中选举代表，原因就在于从这个阶层选出的个体对他们而言毫无声望。如果他们偶然推举同类，那也只是出于一些次要原因，比如对抗一位显赫的人物或强势的雇主；选民平日必须依靠这位人物或雇主，因此想从他们身上找到一时成为人主的幻觉。

然而，享有声望并不足以确保候选人获胜。选民需要有人来满足他的贪婪和虚荣；奉承他的时候必须极尽溢美之词，而且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作出天花乱坠的承诺。如果选民是工人阶级，辱骂中伤雇主再过分也无妨。对于竞选对手，要打败他就要设法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将他说成是十足的无赖，并且让无人不知他罪孽深重。显然，去搜索证据也毫无用处。如果对手不懂群体心理，不是以断言回应其他断言，而是设法通过论证为自己辩护，那他将毫无获胜的机会。

候选人的书面纲领不能太过明确，免得对手随后借此来加以反驳；但他的口头纲领再怎么浮夸也不为过。对于那些重要的改革，要毫无惧色地予以承诺。目前，浮夸言辞可以产生很大影响，而将来这些言辞便不受约束。其实，选民丝毫也不关心后来当选人是否遵守自己许下的承诺，但正是基于这些承诺他才得以当选。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之前描述的所有劝说手段。在词语和套话（其神奇力量我们已经点明）的作用当中，我们还将看到这些因素。懂得运用这些手段的演说家，就能随意支配群体。诸如“不义之财”、“可恶的剥削者”、“可敬的工人”、“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尽管有点陈腐，却总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倘若候选人找到新的套话，不仅没有确切含义，而且还能迎合各种愿望，那他必将大获全胜。1873年西班牙那场血腥的革命，就因一个含义复杂的奇妙词语而引发，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对它加以阐释。当时的一位作家讲述了该词的起源，对此值得引用如下：

“激进派已经发现，统一的共和国其实是伪装的君主制，于是为了讨好他们，议会一致宣布建立联邦共和国，不过投票者谁也说不清刚才为何投票。然而，这个名称却让大家感到欣喜万分，这是一种狂热、一种陶醉。美德与幸福统治的王国就要降临这块大地。如果政敌拒绝称他为联邦主义者，一位共和党人会认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人们在大街上这样相互问候：‘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大家又为全无纪律和士兵自治高唱赞歌。‘联邦共和国’到底是什么？有些人将它理解为各省的解放、类似美国的分权制度或行政权力的下放；另一些人则提出应该消灭一切权力，然后进行社会大清算。巴塞罗那和安达鲁西亚的社会主义者宣扬公社权力至上，意欲在西班牙建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它们只遵守自己的法律，废除军队和宪兵。在南部各省，叛乱很快就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每个公社一宣布独立，首先去破坏电报和铁路，并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所有联系。没有一个凋敝区县不打算另立炉灶。联邦制让位于残暴的区县自治，人们杀人放火，到处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至于理性对选民的头脑可能施加的影响，也只有从未读过那些有关选民集会报道的人才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怀疑。在这种集会上，人们妄加断言、互相谩骂，有时还拳脚相向，但从来不会讲理。如果偶有片刻安静，也是因为有位难缠的与会者宣称要向候选人提问，而那类尴尬的问题总会博得听众的欢心。不过，反对派也不会满足太久，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被对手的嘘声湮没。以下是我从日报上几百个类似事例中选出的，不妨将它作为公众集会报道的典型来看：

一名组织者恳请参会者任命一位主席，风暴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到前台，欲强行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竭力反抗。人们扭打起来，相互指责对方是奸细、卖国贼……一位公民肿着一只眼睛退出了会场。

最后，会议在喧闹中勉强恢复秩序，发言席让给X同志。

演说者极力抨击社会主义者，后者则高喊“白痴、无赖、流氓”等词将他打断。针对这些脏话，X同志摆出一套理论作答，并据此认为社会主义者“愚蠢”或“轻浮”。

昨晚，阿勒曼党⁽¹⁾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大型活动，旨在为庆祝‘五一’劳动节作准备。活动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G同志……影射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

听到这番话，演说者和听众互相谩骂，并最终大打出手。椅子、凳子和桌子，全都派上了用场……

切莫认为这类争论仅限于特定的选民群体，并且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在所有匿名的集会上，即使参会者全是文化人，争论也会采取同样的形式。我已经指出人聚集成群后，智力便趋于均等，对此我们随时可以找出例证。以下便是我从1895年2月13日的《时报》上摘录的有关一次集会的报道：(www.xing528.com)

随着晚会的进行，喧嚣有增无减。我不相信有任何演讲者能说上两句话而不被打断。每时每刻，叫喊都此起彼伏，或者呼声四起。有人鼓掌，有人嘘哨；听众中间出现了激烈的争吵；有人挥着木棒以示威胁；有人不停用脚跺地板；欢呼的声音紧随打断者的叫喊：“滚出去！让他说！”

C先生破口大骂，满嘴都是可恶、懦夫、魔鬼、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词，并扬言要击败对方……

人们也许会问，在这种环境中选民的观点如何形成？但一个人若提出这样的问题，必然对集体享有的自由程度抱有奇特的幻想。群体只有被人强加的观点，而绝无思考得出的观点。选民的观点和投票都受选举委员会操控，而委员会头目通常都是葡萄酒商人，他们由于赊账给工人所以影响极大。当今最勇敢的民主卫士谢雷先生⁽²⁾就曾写道：“你们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简单来说，它是我们所有制度的关键所在，也是政治机器的核心部件。法国如今就由委员会统治⁽³⁾。”

只要候选人多少被人接受，并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对群体施加影响并不困难。根据捐赠者的招供，三百万法郎就足以让布朗热将军在多轮选举中获胜。

这正是选民群体的心理。和其他群体的心理一样，它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

根据以上所述，我并不会得出反对普选的结论。如果由我决定它的命运，我会保留它的现状，其中的实际动因正好源于我们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对此我将加以说明。

普选的弊病无疑过于明显，很难让人视而不见。不可否认，文明是少数精英的产物。他们构成金字塔的顶点，以下各级逐渐变宽，思想价值却愈发低下，这些塔级构成一个民族的深厚阶层。一种文明的伟大定然不由低层民众的投票决定，他们只是人数众多而已。或许，群体选举往往还十分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遭受多次入侵。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群体选举将为此铺平道路，大众至上的异想天开可能还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然而，这些在理论上绝佳的反对意见在实践中却威力尽失，毕竟我们知道观念变成信条之后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从哲学观点来看，群体至上的信条就像中世纪的教条那样不堪一驳，但如今它却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它也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无懈可击。假若用法术将一位思想自由的现代人送回中世纪，面对盛行的宗教观念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难道你们认为他会试图对此发起攻击吗？当他落到一位法官手里，因被控与魔鬼缔约或曾赴巫师夜宴而遭受火刑时，他能想到去反驳魔鬼和夜会的存在吗？正如人不会和龙卷风讨论那样，人也不会过多讨论群体的信念。普选的信条如今具有过去基督教信条的威力。演说家和作家在谈到普选时表现出的那种恭敬与赞许，就是路易十四也未曾享受过。故而，应该要像对待所有宗教信条那样来对待它。唯有时间能对它施加影响。

此外，试图撼动这种信条徒劳无益，因为有太多明显的理由支持普选。托克维尔曾正确地指出，“在平等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因为他们彼此相似；但也正是这种相似性，让他们几乎盲信公众的判断力；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每个人受到相同的启蒙，真理只会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

现在，难道认为限制选举权（可以的话将其限于能者当中）会改善群体投票的结果吗？我对此全然不会认同。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言，不论它们的构成如何，所有群体的思维能力都很低下。人在群体当中始终趋于相同，而且在普遍问题上，四十名院士的表决并不会比四十个挑水工的表决更好。比如投票重建法兰西帝国，我绝不相信那些饱受谴责的普选投票结果，会与仅从学者和文人中招募投票人得到的结果有什么差别。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身为建筑师、兽医、大夫或律师，就在社会问题上有独特的洞察力。我们的经济学家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大多还是教授或院士。对任何一个普遍问题，比如贸易保护、复本位制等，他们何曾达成一致意见？诚然，他们的学识不过是普遍无知的一种淡弱形式而已。在社会问题面前，未知因素如此之多，所有的无知基本相同。

所以，即便选民群体仅由饱学之士组成，他们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今的投票结果好多少。他们仍然会受自己情感和党派精神的驱使。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一个都不会少，而且我们必将受到这些阶层的专制压迫。

不论受限还是普遍，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所用，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实行，群体的选举权到处都一样，它必然反映出一个种族无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对每个国家而言，当选者的平均水平代表着这个种族的精神。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我们发现这种精神几乎完全相同。

因此，我们再次回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对此我们已经多次碰到，从这个概念又可引出另一种观念，即制度和政府在民众生活中的作用十分微弱。民众主要受种族的精神支配，也就是说受祖先遗产的支配，而精神正是这些遗产的总和。种族与日常所需的逼迫，这才是主宰我们命运的神秘主人。

(1)　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的别称，由法国政治家让·阿勒曼（Jean Allemane，1843—1935）创立，宣扬以革命方式进行总罢工。——译者

(2)　谢雷（Edmond Schérer，1815—1889），法国神学家、政客，1871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经常在报纸上对文学和时政发表评论文章。——译者

(3)　不管采用什么名称，比如俱乐部、辛迪加等，委员会都可能是来自群体权力最可怕的危险。其实，它们代表最非人格化也最具压迫性的专制形式。委员会的领袖代表集体说话和行动，因此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最残忍的暴君，也从来不敢奢望像革命委员会那样颁布禁令。巴拉斯曾说，他们在国民公会里大开杀戒，并随意裁撤议员。罗伯斯比尔只要代表他们发言，他就是绝对的主子。当这位可怕的独裁者因自大脱离他们时，他便失去了权力。群体的统治就是委员会的统治，也即是领袖的统治。人们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为严厉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