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第四章：群体信仰与观点变化范围

1. 牢固的信仰。某些普遍信仰亘古不变//它们是文明的向导//根除它们十分困难//偏狭为何对民族来说是美德//一种信仰在哲学上的荒谬并不妨碍它的传播

2. 群体观点的多变。不是来自普遍信仰的观点极为多变//近百年来观念和信仰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的真正界线//受到变化影响的元素//当前普遍信仰的消失和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观点日趋多变//为何群体观点对大部分主题都漠不关心//政府无力像过去那样引导舆论//当前观点的多极发展阻止了政府的独裁

1. 牢固的信仰

个体的解剖特征与心理特征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在这些解剖特征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元素从不改变或变化很小，而它们的改变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这些固定不变的特征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十分多变的特征，极易因周围环境、培育和种植方式发生改变，以至于有时观察者稍不留心，它们就将个体的基本特征掩盖。

我们在道德特征之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亘古不变的心理元素之外，还有诸多变化的不定元素。因此，当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点时，我们始终发现在牢固的根基之上还嫁接着一些观点，其多变犹如岩石上的流沙。

故而，群体的信仰和观念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方面，那些稳固的伟大信仰，它们可以持续数个世纪不变，整个文明都以此为基础。比如，过去的封建观念、基督教和宗教改革思想，以及当今的民族原则、社会和民主思想。另一方面，那些短暂而多变的观念，它们往往源于普遍观念，每个时代都会见证它们的诞生与灭亡。比如某个时期引领文学与艺术的理论，由此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流派，它们往往和时尚一样肤浅，犹如一泓深渊表面不断泛起而又消失的涟漪。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对每一个历史悠久的种族而言，这些信仰的诞生和消亡与历史的发展高峰相随，正是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内核。

在群体心中建立一种瞬时观点十分容易，但要确立一种长久的信仰却极为困难，当然要根除业已确立的观念也同样困难。只有当信仰在民众心中丧失统治地位时，借助暴力革命才能将其改变。因此，革命旨在铲除人们几近抛弃的信念，然而习俗的桎梏却会阻碍人们彻底将其抛弃。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信仰的终结。

当一种伟大信仰的价值开始受人非议，这种信念灭亡的日子也就此宣告来临。一切普遍信仰不过是一种神话，之所以持续存在也只是因为尚未受到审视。

然而，尽管一种信仰已经摇摇欲坠，由此衍生的制度仍会保存其力量，而且消亡十分缓慢。当这种信仰最终彻底丧失力量时，它所支撑的一切都会坍塌。至今还没有任何民族在改变信仰后不立即变革其文明的所有元素。

这个民族会将文明元素的变革持续下去，直到一种全新的普遍信仰被人接纳为止，在此之前只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普遍信仰是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石，它们影响着观念的发展趋向。只有它们可以激发信念，并促进责任意识的产生。

人民始终清楚获得普遍信仰的好处，他们本能地知道这些信仰的消亡是衰败的信号。对罗马帝国狂热崇拜的信仰，让罗马人成为世界的主人。当这种信仰归于沉寂时，罗马帝国也随即衰亡。那些摧毁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拥有某种共有信仰时，他们才能取得一定的团结，并摆脱无政府状态。

因此，人民在捍卫自己的信仰时历来表现得如此偏执，这也并非没有原因。这种偏执从哲学上来看应当加以批判，但在民族生活中却代表一种优点。为建立或维护某些普遍信仰，中世纪曾经竖起那么多火刑柱；诸多发明家和革新者即便逃脱酷刑，也难免死于绝望。为了捍卫这些信仰，世界经历那么多次动荡，数百万人战死疆场，而且依然还有人前赴后继。

一种普遍信仰的建立会面临重重困难，不过一经确立之后，它就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这种信仰在哲学上如何荒谬，它仍会强加于那些极为明智的头脑。在十五个世纪里，欧洲人民难道不把宗教神话视为不容争议的真理吗？当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和莫洛克⁽¹⁾的宗教同样野蛮⁽²⁾？上帝因为自己的造物拒不服从，便向自己的儿子施加可怕的酷刑进行报复，这种神话的荒诞在多个世纪里居然从未被人识破。那些最伟大的天才，比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甚至从未想过这则神话的真实性有待商讨。普遍信念产生的催眠效果比任何东西都好，但它同时也比任何东西都更好地表明，我们头脑的局限是多么令人惭愧。

一项新的教规在群体的头脑当中扎根之后，就会成为人们的制度、艺术和行为的灵感。于是，教规对民众的心理就具有绝对的统治，实干家想着如何实现它，立法者想着如何施行它，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则醉心于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它。

从基本信仰之中可以派生一些短暂的次要观念，但它们始终带有这种信仰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源于为数不多的几种宗教信仰，它们在这些文明的所有元素中都打上自己的烙印，使其极具辨识度。

正是因为这些普遍信仰，每个时代的人们都生活在由传统、观点和习俗交织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枷锁他们不仅无法摆脱，而且也使彼此十分相似。真正引领着人们的，正是这些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习俗。它们规约着我们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即便是最具独立精神的个人，也想不到要从中挣脱出去。真正的专制会无意识地对心理施加影响，因为这是唯一人们无从反抗的专制。提比略⁽³⁾、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或许都是令人敬畏的暴君，但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却从他们的坟墓深处向人们的心理施加更为深刻的专制统治。一场密谋可以推翻一位暴君，但对牢固建立的信念又能如何？在反对天主教的激烈斗争中，尽管明显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尽管采取了宗教法庭那样无情的破坏手段，法国大革命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人类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都是死者的阴魂，或者人类自我编织的幻觉。

普遍信仰通常在哲学上虽显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也只有当信仰具有某种神秘的荒谬性时，获胜似乎才成为可能。因此，社会主义信仰当前明显的缺点，并不会妨碍它赢得民心。与所有的宗教信仰相比，它真正的劣势在于：宗教信仰许诺的幸福理想只能在来世实现，对此人们无从反驳。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必须在尘世实现，为实现这种理想进行初步尝试之后，承诺的无效结果会立即显现，这种新的信仰也会因此丧失所有的声望。只有在取得胜利并开始付诸实践的那一天，它的力量才会增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这种新的宗教像之前的所有宗教一样，起初也扮演毁灭者的角色，以后却没法像它们一样扮演创造者的角色。

2. 群体观点的多变

我们刚才揭示了牢固信仰的力量，在这些信仰的表层还存在许多观点、观念和思想，它们会不断出现和消亡。其中，有些历时只有一天，而那些最重要的也不会超过一代人的寿命。我们已经指出，这些观点的突然变化有时更多只是表面现象，而且始终带有种族特征的印记。例如，在审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已经表明那些表面上完全相左的政党——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它们的理想其实完全相同，而且这种理想只会源于我们民族的精神结构，因为同样的名称在其他民族之中会是截然相反的事物。不论是观点的名称，还是欺世愚人的篡改，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深受拉丁文学熏陶，他们着眼罗马共和国，援用它的法律、权标和法袍，力图模仿它的制度并以之为楷模；但他们并未变成罗马人，因为他们始终受强大的历史暗示支配。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寻找表面变化之下古代信仰的残存成分，并从不断变化的观念之中区分受普遍信念和种族心理决定的因素。

没有这条哲学准则，人们会以为群体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整个政治、宗教、艺术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事情的确如此。

这里，我们以1790—1820年这段短暂的历史时期为例，这三十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我们从中看到，起初支持君主制的群体，先变成革命派，然后成为保皇派，最后又变成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上，他们在此期间从天主教转向无神论，继而至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最坚定的天主教。不仅群体经历了这种变化，那些领导他们的人物也同样如此。我们惊讶地看到，那些国民公会要员曾誓死与国王为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后来他们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接着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路易十八率领的宗教队伍中间。

在随后的七十年中，群体观点的转变何等巨大！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人统治时期变成了法国的盟友；过去两次遭我们入侵的俄国，在法国上次败北时鼓掌那么热烈，突然之间竟被当作朋友。(www.xing528.com)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观点的更替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它们相继诞生和消亡。昨天受人赞赏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将遭到严重的污蔑。

但是，当我们分析这些表面上如此重大的变化时，我们会发现什么？一切与普遍信仰和种族情感相悖的事物都会转瞬即逝，被改道的河流不久便会重返原道。那些与任何普遍信仰和任何种族情感毫不相关的观点，它们由于没有稳固性，故而只能听任机缘的摆布，或者说，听任周围环境细微变化的摆布。在借助暗示和传染形成之后，这些观点始终历时十分短暂，它们出现与消亡的速度之快，有时亦如海边被风吹起的沙丘。

如今，群体多变的观点数量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以前的信仰由于日渐失去威力，已经无从像过去那样对瞬时观点施加影响并为它们指明发展方向。这些普遍信仰消亡后，必将让位于众多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观念。

其次，群体势力愈发强大，制衡力量却日渐衰退，因而我们前面所说的观念极其多变的特性将会自由地表现出来。

最后，近年报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把完全对立的观点呈现在公众面前。每一种观点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遭到对立暗示作用的破坏。于是，任何观点都难以推广，并注定要转瞬即逝。在未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大众观点之前，它们就已经消亡于世。

上述几种不同的原因，导致人类历史上出现一种全新的现象，也即我所谓政府在引导舆论方面的无能为力，这也正是当前时代的显著特点。

以前，而且是不久以前，政府的干预行为、个别作家与为数不多的几家报纸的影响，它们构成舆论真正的调节力量。如今，作家的影响已经丧失殆尽，报纸也只是反映舆论而已。至于政要人物，他们不是引导舆论，而是竭力追随舆论。他们对舆论的害怕有时甚至变成恐惧，而他们的行动路线由此也毫无坚定性可言。

于是，群体观点就日趋变成最高的政治指导原则。现今，它甚至可以迫使国家之间结盟，比如我们最近看到的法俄同盟，这几乎完全是大众运动的产物。今天，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竟然接受报刊采访，并将他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交给群众去评判，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以前，人们可以说政治不能感情用事；但现在，当政治愈发以群体的冲动为导向，多变的群体既无视理性又只受情感支配时，我们还能这么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舆论的报刊，也和政府一样，在群体势力面前退居其次。当然，报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只是因为它完全反映了公众舆论及其不断的变化而已。在变成纯粹的信息机构之后，报刊已不再力图向民众强加任何观念和信条。于是，报刊紧跟公众思想的各种变化，而竞争的需要也迫使它随波逐流，以免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严肃而颇具影响的报业机构，比如《宪法报》《论坛》和《世纪报》，老一代人阅读时像聆听神谕一样，现今却要么消亡，要么变成信息栏，里面夹杂些逸闻趣事、俗世绯闻和金融噱头。今天，让作者随意发表个人观点的报纸何在？而这些观点又能产生什么影响？对只想获得信息或从中取乐的读者而言，在每一篇推荐的文章背后，他们始终认为有人在从中操控。评论界甚至也无力将一本书或一部剧捧红。它可以恶语中伤，但却不起作用。报纸十分清楚任何评论和个人观点都毫无用处，于是逐步压制文学批评，而只刊登书名和两三行盛赞之言。二十年后，戏剧评论或许也将面临同样的局面。

今天，密切关注舆论已经成为报刊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知道一桩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能产生何种效果。但这也绝非易事，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体的思想更为多变，也没有任何现象比之前尚被盛赞转瞬就遭痛斥的事件更为频繁。

民众舆论引导的缺失以及普遍信仰的瓦解，最终导致各种信念的多极发展。此外，群体对任何不与它们直接利益相关的事物愈发冷漠。至于社会主义等学说，只有在文盲阶层才能找到真正坚实的拥护者，比如矿山和工厂的工人。小资产阶级和那些多少受过教育的工人已经变成怀疑论者，或者至少变得极为多变。

近二十五年之内的这种演变十分惊人。在之前不远的时代，人们的观点仍然具有一种普遍趋向，因为它源于大家业已接受的基本信仰。只要一个人是君主制拥护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科学上，他就具有某些确定观点；但只要一个人是共和党，他就会持决然相反的观点。君主制拥护者明确知道，人不是猴子演变而来；而共和党人却也同样清楚，人就是从猴子演变而来。君主制拥护者谈到革命心存恐惧，而共和党人却满怀敬意。谈到有些人名时，比如罗伯斯比尔和马拉，言语之中必须带有虔诚；提到其他人名时，比如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却不可能不加以痛斥。就是在我们的索邦大学，也普遍存在这种幼稚看待历史的方式⁽⁴⁾。

现今，在讨论和分析面前，一切观点都会失去它们的声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可以激发我们热情的观点少之甚少。现代人逐渐变得冷漠不堪。

对于观点的分化也不必过于悲伤。即使这是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人们对此也无从反驳。诚然，先知、使徒、领袖——也即信念坚定之人，与那些否定者、评判者、冷漠者相比，他们的力量要更为强大。不过我们切莫忘记，鉴于当前群体的势力，一种观念如果赢得了足够的声望并被接受，那它很快便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一切在它面前都会立即屈服，而自由讨论的时代也将长久消失。群体有时像平和的主人，正如当年的赫利奥加巴勒⁽⁵⁾和提比略那样，但他们有时又反复无常。一种文明倘若落入群体手中，能否永世长存就完全听天由命。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延缓文明的覆灭，那也正是群体观点的极为多变和他们对所有普遍信仰与日俱增的冷漠。

(1)　莫洛克神（Moloch）为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崇拜的神灵，对他的祭拜有以儿童为牺牲的习俗。——译者

(2)　我从哲学意义上谓之野蛮。从实践角度看，它们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明，使人类在十五个世纪内窥见梦中醉人的天堂和他们从不知晓的希望。

(3)　提比略（Tibère, BC 42—AD 37），罗马帝国的第二任皇帝，执政期间手段残暴。——译者

(4)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官方的教授们在著作中的有些章节让人甚为诧异，同时也表明批判精神的培养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有多么薄弱。以下几行摘自索邦大学历史教授朗博（Rambaud）先生的《法国大革命》，我这里将引以为例：

“攻占巴士底狱不仅是法国历史，而且也是整个欧洲历史的顶峰，它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关于罗伯斯比尔，我们惊奇地读到：“他的独裁尤其建立在观点、劝说和道德权威上，这是一种握在君子手里的教皇权位。”（p.91&p.220）

(5)　赫利奥加巴勒［Héliogabale，即Elagubalus（埃拉加巴卢斯），203—222］，于公元218年成为罗马帝国皇帝，在平息叛乱中被禁卫军众杀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