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群体观点直接因素

1. 形象、词语和套话。词语和套话的神奇力量//词语的力量与它唤起的形象有关，但独立于它的真正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和种族的不同而变化//词语的弃用//个别常用词语意义多变的实例//当所用的词语给群体产生不快印象时，给旧事物更换新名称所达到的政治效果//种族差别造成的词义变化//“民主”一词在欧美的不同含义

2. 幻觉。它的重要性//在所有文明的基础之中都存在幻觉//幻觉的社会必要性//群体偏爱幻觉而非真理

3. 经验。唯有经验能在群体心中建立必要的真理，并摧毁那些危险的幻觉//经验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发挥作用//说服群众必须付出的经验代价

4. 理性。它对群体毫无影响//只有对群体无意识情感施加影响才能产生作用//逻辑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的隐秘原因

我们刚才讨论了预备性间接因素，它们赋予群体心理特有的接纳性，并使某些情感和观念在群体中的萌发成为可能。现在，我们要考察那些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下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要如何运用这些因素，才能让它们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讨论了集体的情感、观念和推理。根据这些知识，人们当然可以大体推断影响群体心理的方式。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会激发群体的想象，也知道暗示的力量与传染过程，尤其那些以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暗示。然而，正如这些暗示的来源差异很大，影响群体心理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要对它们分别加以研究。群体有点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斯⁽¹⁾，必须知道如何解决群体的心理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否则我们只能坐等被它吞噬。

1. 形象、词语和套话

在研究群体的想象时，我们看到群体尤其易受形象影响。尽管这些形象并非随时可取，但可以巧妙地利用词语和套话将它们唤起。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它们确实将拥有昔日魔术大师那样的神奇力量，不仅能在民众当中掀起最猛烈的风暴，而且也知道如何将其平息。因词语和套话的神威而牺牲的人群，如用他们的尸骨堆起一座金字塔，要比古老的胡夫⁽²⁾金字塔高出很多。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唤起的形象密切相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那些定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产生的影响反而最大。例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词，它们的意义如此模糊，几部巨著也难以将它们阐明。然而，这几个音节简短的词语却有着神奇的威力，似乎它们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秘诀。词语整合了完全不同的无意识抱负和实现这些抱负的期望。

理性和论证难以对抗有些词语和套话。在群体面前庄严地将它们宣告，顿时人人肃然起敬、俯首屈从。许多人认为这是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神威。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恢宏而模糊的形象，而笼罩在它们周围的这种模糊色彩又增加了它们的神秘力量。它们好比那些隐立于圣坛背后令人畏惧的神灵，信徒靠近时只会战栗不安。

词语唤起的形象独立于它们的意义，并因时代和民族的不同有所差异，而套话却依然不变。有些形象只是暂时和某些词语关联起来：词语只是召唤形象现身的按钮而已。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具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在唤起形象之后，会在使用过程中衰亡，继而在人们的头脑中再也激不起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空洞的声音，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凭借年轻时学到的那些套话和常识，我们就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的能力，由此免去凡事都须思考的必要。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其包含的词语在岁月长河中变化极为缓慢。然而，这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断地发生变化。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认为，绝对不可能完全翻译一种语言，尤其是那些消亡民族的语言。当我们用一个法语词汇代替一个拉丁语、希腊语或梵语词汇，或当我们试图去读一本几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撰写的著作时，我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用现代生活在头脑中激发的一些形象和观念，来代替古代生活在当时民众心中萌发的决然不同的形象和观念，而他们的生存条件与我们的并无相似之处。投身法国大革命的人们，以为自己在模仿希腊人和罗马人，其实他们只是赋予古代词语一种从未有过的含义而已。希腊人的制度与相应词语指涉的当今制度有何相似之处？那时的共和制在本质上无非一种贵族体制，由一小撮独裁者构成议会，统治着处于绝对从属地位的一群奴隶；这种基于奴隶制的集体贵族统治，如果没有奴隶制，一刻也不会持久。

对于“自由”这个词，在一个从未考虑过思想自由的时代，或者在一个讨论神灵、法律和城邦习俗都会构成罪大恶极的时代，它的含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有何相似之处？比如“祖国”一词，在雅典人或斯巴达人的心中，只意味着对雅典或斯巴达的膜拜，定然不是指由连年征战的敌对城邦构成的整个希腊。对于分裂为敌对部落的古代高卢人，他们的种族、语言和宗教都不相同，“祖国”这个词汇又有什么含义？恺撒之所以能轻易征服他们，是因为他始终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正是罗马为高卢建立了祖国，并使之在政治和宗教上实现了统一。如果不追溯这么久远，而只回顾到两百年前，人们认为那些法国王族，比如与外国结盟反对君主的大孔代⁽³⁾，他们对于祖国这个词的理解会与现今相同吗？对于那些流亡国外的保皇派，祖国这个词的意义与其现代意义不是迥然相异吗？他们以为抗击法国就是服从荣誉法则，而且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确服从了这种法则，因为封建法律将诸侯同君王而非土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君王所在的地方就是祖国真正所在的地方。

随着时代的变迁，意义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比比皆是。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理解这些词语在过去的意义。有人说得颇为在理，单是要搞明白诸如“国王”和“王室”等词对我们的祖辈们意味着什么，就必须阅读大量的书籍；对于更为复杂的概念，又该如何是好？

由此可见，词语只有动态而暂时的意义，它随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果我们想利用词语来影响群体，就必须搞清特定时期它们对这个群体而言有何意义，而非它们在过去具有的含义，或者对心理构成不同的个体来说可能的意义。

因此，当群体由于政治动荡或信仰改变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一位真正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不触及事物本质的前提下变换说法，因为事物本身已经与传统紧密相连而无从改变。睿智的托克维尔⁽⁴⁾就曾指出，执政府和帝国的主要工作就是要用新词包装过去大部分的制度名称，也即换掉那些在群体心中唤起不利形象的词语，由取而代之的新词来阻断类似的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税”和“合并税”、商号和行会的征税则称为“营业税”，诸如此类。

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以流行用语——或至少是中性词语——来“洗礼”群体因旧名而不堪忍受的事物。词语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的话，就足以让最可恶的事物为人接受。泰纳就正确地指出，雅各宾派正是援用“自由”和“博爱”这两个当时十分流行的词语，才得以“建立达荷美⁽⁵⁾的暴政、类似宗教审判的法庭，并开展与古代墨西哥相仿的人类大屠杀”。统治者的艺术，正如律师的艺术，首先在于懂得运用辞藻。这门艺术之所以难，是因为在同一个社会，同样的词语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他们表面上用着相同的词语，但其实却说着不同的语言。

在以上事例中，我们将时间视为引发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如果再考虑种族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代，对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民众，同样的词语对应的观念经常也极为不同。若非游历广泛的话，人们也不可能理解这些差别，故而对此我不想过分坚持。这里我只想说明，正是那些使用最为广泛的词语，在不同民族之间有着决然不同的含义，比如现今使用尤其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

其实，与这两个词对应的观念和形象，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心中截然相对。在拉丁民族中，“民主”主要指个人意志和主权在国家意志和主权面前的让步。于是，国家的支配、集中、垄断和制造能力也就愈发强大。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君主派，所有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尤其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指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和国家的让步。除警力、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国家不得干涉任何事务，甚至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性的消隐以及国家的主导优势；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性的过度发展和国家的彻底消隐⁽⁶⁾。

2. 幻觉

自从文明的曙光出现以后，群体就始终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虚幻的造物主竖起的神庙、塑像和祭坛可谓数目众多。不论是昔日的宗教幻觉，还是当今的哲学与社会幻觉，在这个星球上相继繁荣的所有文明顶端，我们始终可以看到这些强劲的主宰力量。正是为了它们的盛名，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以及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才得以建立，而整个欧洲一个世纪前还因此经历了一番动荡。我们所有的艺术、政治和社会构想，无不深深带有它们的烙印。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人们有时将它们推翻，但似乎注定又要重新将它们竖立。没有它们，人类不可能走出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人类很快就将退回到这种野蛮状态。它们或许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我们梦幻的这些产物，却激发人民创造出辉煌的艺术和伟大的文明。

“如果我们将博物馆和图书馆以及广场石阶上受宗教启发创造的一切艺术作品和纪念物全部毁掉或推倒，人类宏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那些希望和幻想吧，否则他们没法存活下去！这也正是神明、英雄和诗人存在的原因。最近五十年来，科学似乎承担了这项任务。但对渴望理想的心灵而言，科学肯定会遭到贬损，因为它既不敢承诺过多，也不懂如何撒谎。”⁽⁷⁾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觉的破除，而我们的先辈在这种幻觉中已经生活了许多个世纪。在破除这些幻觉的同时，希望和顺从的源泉也随之涸竭。在这些幻想毁灭的背后，显现的是人性盲目而隐秘的力量，它对弱者毫不留情，而且根本不懂得怜悯。(https://www.xing528.com)

尽管取得了诸多进步，哲学依然不能为民众提供任何让他们为之陶醉的理想。幻想对民众而言必不可少，亦如那趋光的昆虫，他们会本能地涌到那些为他们呈现幻想的演说家面前。推动民族演化的首要因素，从来不是真理，而是谬误。若说社会主义如今正日趋强大，那是因为它是现存的唯一幻想。不论所有科学论证如何，它将继续呈壮大之势，其主要动力在于它敢向人们承诺幸福，故而会被不知事情真相的民众拥护。今天，这种社会幻觉笼罩在过去堆积的所有废墟之上，未来非它莫属。群体从不渴望真理。在那些让他们不快的证据面前，他们会转身离去；如果谬论被加以诱惑，他们宁愿将谬论奉为神明。谁懂得让他们产生幻想，谁就轻易成为他们的主人；谁试图让他们的幻想破灭，谁就终将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3. 经验

经验几乎是唯一能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并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为此，经验的实践范围必须相当广泛，而且往往还要反复进行。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通常没有用处，这也正是为何援引史实作为证据会毫无用处。经验唯一的用处就是证明，它们要发挥影响并成功撼动在群体心中牢固扎根的谬论，必须要经历多个世代的不断重复。

当今这个世纪和上一个世纪，或许将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作为经历奇特的时代而引述。没有任何时代经历过如此多的尝试。

其中，规模最大的试验就是法国大革命。为了明白不能依据纯理性的指导去重建一个社会，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整个欧洲在二十年间处于动荡之中。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众付出惨重代价，五十年之内居然出现了两次毁灭性的试验，而且尽管结果如此明确，似乎还不足以让人信服。第一次试验让三百万人牺牲，并招致一次入侵；第二次试验让国土遭割，并使常备军成为必要。第三次试验最近险些开始，不过以后肯定也会发生。为了让所有国民明白，庞大的德国军队绝非像三十年前人们知道的那样，不再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⁸⁾，就必须发动一场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为了认清贸易保护主义将毁灭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就得经历二十年的灾难。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4. 理性

在列举能够触动群体心理的诸多因素时，我们完全可以置理性不提，除非有必要说明它的消极影响。

我们已经表明，群体不受理性影响，只能理解观念之间的大致关联。因此，懂得影响群体的演说家，总是通过触动他们的情感而非理性来行事。逻辑定律对群体毫无作用⁽⁹⁾。要想说服群体，首先要认真考虑何种情感会让他们兴奋，并假装享有这种情感，然后借助基本联想激发某些暗示性的形象，以此试图改变他们的情感；不仅要懂得半路折回，更要时刻揣测群体出现的情感。鉴于必须要根据讲话产生的效果不断改变措辞，这就使那些事先研习准备的言辞无从发挥效力。如果演说者遵循自己的思路，而不顾听众的感受，就会丧失所有的影响。

即使是那些注重逻辑并惯于严密推理的人，当他们向民众讲话时，也不免会求助于这种说服方式。他们对自己的论证毫无影响总是惊讶不已。“基于三段论——即基于一致性联系——的普遍数理结论不可反驳，”一位逻辑学家写道，“这种不可反驳性甚至会迫使一块无机物表示认同，如果这块无机物遵循一致性联系的话。”或许如此，但群体既不比无机物更能遵循这种联系，也不会更能理解这种联系。如果尝试以推理来说服原始头脑，比如野蛮人或儿童，人们就会知道这种论说方式的价值是何等薄弱。

要看清推理在对抗情感时如何无能为力，甚至无需降低到原始个体水平。我们只消回想一下，在多个漫长的世纪里，那些与简单逻辑相悖的宗教迷信曾是何等顽固不化！在近两千年的岁月中，即使那些最杰出的天才也屈服于宗教迷信的戒律之下，只有到了现代其真实性才受到质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亦有不少开明之士，却没有一个人借助推理认识到这种迷信幼稚的一面，从而对魔鬼的恶行或烧死巫师的做法产生丝毫怀疑。

是否该对群体从来不受理性指引表示遗憾？我们不敢苟同。理性或许不会成功将人类引向文明的大道，因为它缺少幻觉激发的那种热情和坚毅。作为引导我们的无意识产物，这些幻觉无疑必不可少。每个种族的思维构成之中都带有自身命运的法则，出于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它只能服从这些法则，即使这种冲动看似极不合理。有时，民众仿佛屈服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好比那种让橡果变成橡树或者使彗星沿轨道运行的力量。

若想多少感知这种力量，就必须考察一个民族演化的总体进程，而非那些有时看似促使演化发生的孤立事实。如果只考虑这些孤立事实的话，历史就显得全由不可思议的偶然性支配。加利利一个无知的木匠⁽¹⁰⁾，似乎绝不可能化身为一位全能的神明长达两千年之久，然而最重要的文明正是以他的名义建立；从沙漠里冒出来的一伙阿拉伯人，似乎不太可能征服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比亚历山大统治的领土更大的帝国；在等级森严的古老欧洲，一位籍籍无名的炮兵中尉似乎也不太可能成功征服多个民族和国王。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人，但不要强求他们介入人民的管理之中。珍视荣誉、自我牺牲、宗教信仰、崇尚荣耀与热爱祖国等情感得以产生，不是因为出于理性，而是因为缺乏理性，迄今为止也正是这些情感构成了所有文明的强大动力。

(1)　斯芬克斯（Sphinx），古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怪兽，据说曾向底比斯城民出一谜语，答不出的人即被吃掉。最后俄狄浦斯猜出谜底，斯芬克斯则羞愧跳崖自尽而亡。——译者

(2)　胡夫（Khufu, BC 2598—BC 2566），希腊人称之为齐奥普斯（Cheops），古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位法老，曾下令在吉萨港建造金字塔。——译者

(3)　大孔代（le Grand Comdé，1621—1686），孔代姓氏为法国波旁王室的主要支系之一，此处提到的这个“大孔代”，曾发动叛乱反对王室，失利后避居西班牙。——译者

(4)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1835）、《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等。——译者

(5)　达荷美（Dahomey），即现今的贝宁共和国，非洲西部国家，前法国殖民地。——译者

(6)　在《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中，我曾长篇论述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民主理想上存在的差异。保罗·布尔热在旅行考察后，在其新作《海外》中独立得出的结论几乎和我的完全相同。

(7)　引自达尼埃尔·勒絮尔（Daniel Lesueur）。

(8)　在这种情况下，群体观点的形成源于不同事物之间笼统的关联，其中的机制我之前就已阐明。我们当时的国民卫队由爱好和平的店主组成，没有丝毫的纪律观念，不能把他们当真。一切名称类似的事物都可以唤起同样的形象，因此也就被认为没有危害。群体的错误，他们的领袖也会犯，这种情况在舆论方面很常见。M.E.奥利维埃在最近一本书中引述了1876年12月31在议会上发表的演说，政要梯也尔先生经常追随但从不超前于群体观点，他重复说普鲁士除现役军队数量和我们差不多之外，只有类似我们所有的国民卫队，因此也无足轻重。在预见铁路的渺茫前景时，这位政客也同样如此。

(9)　对于影响群众的艺术，逻辑规则所供资源甚微，我最初观察到这种结果要追溯到巴黎围困的那天。我看到愤怒的人群把V将军押到当时的政府驻地卢浮宫，他们声称逮到他将绘好的设防地图卖给普鲁士人。政府官员G.P.，非常有名的演说家，出来斥责那些扬言立刻处死囚犯的人群。我本想他在表明指控的荒谬性时，会说将军正是防御工事设计人之一，而且这种地图在所有书店都能买到。但让我甚为不解的是（当时我还十分年轻），他却是另一番说辞。“正义会得到伸张！”演说家喊着走向囚犯，“正义铁面无私。让护国政府来结束你们的审判。在此期间，我们会把他监禁起来。”在被表面上的满足瞬间平息后，人群也四散撤离。一刻钟之后，将军便回到家里。如果演讲者用逻辑论证对付盛怒的人群，他必定会被碎尸万段，那时年少的我却认为这种论证极为可信。

(10)　此处指耶稣，他子承父业当过木匠，曾居于加利利地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