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观点与信仰：《乌合之众》的间接因素

群体信仰的准备因素//群体信仰的诞生乃先前铺设的结果//研究信仰的各种影响因素

1. 种族。它所施加的主导影响//它代表着先辈的暗示

2. 传统。它们是种族精神的综合产物//传统的社会意义//在成为必要之后，它们如何变得有害//群体是传统思想最坚定的维护者

3. 时间。它为信仰的建立逐步做好铺垫，然后又促使其毁灭//正是依靠时间才从混乱中建立秩序

4. 社会政治制度。对其作用的错误认识//它们的影响极其微弱//它们是结果，而非原因//民族不能选择自认最好的制度//制度只是标签，在同样的名义之下掩盖着决然不同的东西//组织是如何形成的//理论上不好的制度对某些民族却是必要的，比如集权制

5. 教育。当前群体中关于教育影响的错误观点//统计说明//拉丁教育对道德的破坏作用//教育可能发挥的作用//不同民族提供的事例

在研究群体的心理结构之后，我们懂得了群体感受、思考和推理的方式。现在，我们要考察群体的观点和信仰如何产生和建立。

决定这些观点和信仰的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使群体能够接受某些信念，而拒绝其他信念的渗入。这些因素为新思想的突然萌生铺好沃土，由此产生的力量和结果令人吃惊，不过这种自发性只是一种表象而已。有些思想在群体中的爆发和付诸实践有时表现得极为迅猛。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其背后肯定有先前良久的准备工作。

直接因素有赖于长期的准备工作，若没有这种铺垫它们也难以发挥作用。这些因素激起群体的主动劝导机制，赋予观念以形式并导致各种结果的发生。在直接因素的推动下，群体中产生的决议会让集体顷刻之间就揭竿而起。在这类因素影响下，会爆发一次骚乱或一场罢工；同样在它们的影响下，民众会拥立某人掌权，或者去推翻一个政府。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看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举一例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人的著书立说、贵族的强征暴敛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群众的思想经过如此洗礼，很容易受到直接因素的鼓动，比如演说家的言论以及王室对于渐进改革的抵抗等。

在间接因素之中，有些因素普遍存在于群体所有信仰和观念的底层深处，这其中包括种族、传统、时代、制度和教育。下面，我们将逐个研究这些不同因素的作用。

1. 种族

种族这个因素必须列在首位，因为它本身远比其他因素重要。在上一本著作中，我们已对种族进行充分的研究，这里无须展开详细的讨论。在那本著作里，我们阐述了什么是历史种族以及当它的特征形成之后，通过遗传法则获得的力量十分巨大，以至于种族的信仰、制度和艺术——简言之即文明的所有元素——都已成为其灵魂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从中也说明，种族的力量尤其强大，任何元素如果不经历最为深刻的变化，绝不可能从一个民族转移至另一个民族⁽¹⁾。社会环境、形势和事件代表当时的社会暗示，它们或许影响十分重大，但如果这种影响与种族的暗示相对立，即与祖先传承的东西背道而驰，那么影响也只会转瞬即逝。

在本书的多个章节中，我们仍有机会谈论种族的影响，以借此表明这种影响甚为强大，并决定着群体的精神特征。也正是这个原因，不同国家的民众在信仰和行为中不仅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而且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影响。

2. 传统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诉求和情感。它们是种族的综合产物，并对我们施以巨大的影响。

自从胚胎研究揭示出历史对个体进化的巨大影响之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随着这种进化观念的广泛传播，历史科学想必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目前，这种观念仍未得到充分的传播，许多政客同上个世纪的理论学家止步于此，认为一个社会可以和过去决裂，并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利用所有碎片进行重建。

一个民族是历史创造的有机体。正如一切有机体，它只能通过世代的积累缓慢地自行发生改变。

引导人们的是他们的传统，尤其当他们形成群体之后。正如我多次重述的那样，他们轻而易举改变的，只是传统的名称和外部形式而已。

事实如此，无须遗憾。没有传统，就没有民族精神，也不会有任何文明。自人类存在以来，便忙于两件大事：一是构建传统体系，二是当体系益处用尽时摧毁它们。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不摧毁这些传统，便不会有进步。难点在于要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找到绝妙的平衡，其中的挑战巨大。一个民族的习俗如果经历许多代人依然非常顽固，正如以前的中国⁽²⁾，它就不再改变并无力自我完善。暴力革命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这只会带来以下结果：要么是砸碎的传统枷锁重新链接起来，于是过去原封不动地恢复统治；要么是传统支离破碎，进而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随之而来的衰败。

因此，一个民族的理想状态，就是守护过去的制度，并悄无声息地逐步加以改良。这种理想难以企及，也只有古代的罗马人和现代的英国人基本上实现过。

坚决固守传统观念并顽强抵抗变革的正是群体，而对那些业已形成阶层的群体更是如此。我曾坚持认为群体思想保守，并指出许多最激烈的暴动最终也只是名义上的改变。上个世纪末，教堂被摧毁，神父被驱逐或送上断头台，天主教遭到广泛迫害，人们或许以为古老的宗教观念已经权力尽失。然而没过几年，为顺应民众普遍的呼声，业已废除的宗教仪式又得以重建⁽³⁾。一时消失的古老传统，又再度占据了统治地位。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映传统向群体的精神施加的威力。庙堂里供奉的不是最可怕的偶像，宫殿中居住的也不是最专制的暴君。它们瞬间就可以被摧毁，但对那些统治我们灵魂的隐形主人，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只有用数个世纪才能慢慢将其消磨。

3. 时间

在社会问题以及生物学问题当中，时间都是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真正的缔造者，又是唯一伟大的毁灭者。正是时间使沙粒堆积成山峰，并使地质时代无名的细胞孕育出高贵的人类。只要经历多个世纪，便足以改变任何现象。有人颇有道理地说，如果一只蚂蚁拥有充足的时间，它可以把勃朗峰夷为平地。一个人如果具有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拥有了信徒归功于上帝的权力。

不过，这里我们只讨论时间对群体观点形成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它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那些巨大的力量，比如种族，必须依赖时间，没有它这种力量也无从形成。时间让所有信仰诞生、壮大和灭亡：正是由于它，这些信仰获得力量；同样由于它，这些信仰又丧失力量。

时间孕育了群体的观点和信念，或至少为它们的诞生提供了沃土。故而有些思想在一个时代可以实现，而在另一个时代却无法实现。正是时间将信仰和思想的碎片汇集起来，并由此诞生一个时代的观念。这些观念并非随机产生于偶然之间，而是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它们之所以开花，是因为时间孕育了苞蕾。要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过去的岁月。它们是过去的儿女、未来的母亲，但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只要任其发挥作用，就可以目睹一切变化。现今，我们面对群体可怕的祈愿以及由此昭示的毁灭和骚乱而深感不安。只有时间能担负起重建平衡的责任。“任何政治体制都并非一天之内建立，”拉维斯⁽⁴⁾先生如是写道，“社会和政治组织都是经历多个世纪的产物。封建制度在确立规章之前，经历了数个世纪的不确定与混乱；君主专制在找到固定的统治方式之前，同样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时间。而在这期间，伴有巨大的动荡。”

4. 社会政治制度

有观点认为，制度能够矫正社会弊端，民族的进步是制度和政府完善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法令来实现。我要说这种观点仍然广为流传。法国大革命就以它为起点，而当前的社会学说也以它为依据。

持续不断的经验也未能动摇这种可怕的怪论。哲学家和史学家力图证明其荒谬之处，但亦是徒劳无功。然而，其实不难说明制度是观念、情感和习俗的产物，重写法典并非就能改变观念、情感和习俗。正如人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眼睛或头发的颜色，一个民族也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二者并非一个时代的缔造者，而是这个时代的创造物。人民得以被统治，不是他们一时兴起，而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一种政治体制的建立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要改变它同样需要几个世纪。制度并无内在的优点，它们本身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期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则可能有害。

一个民族丝毫没有能力真正改变自己的制度。当然，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可以改变制度的名称，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并未改变。名称不过是些无用的标签，关注事物本质的历史学家也无需理会它们。正因为如此，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⁵⁾，仍处于君主制的统治之下；而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采取的是共和制，却遭受着最沉重的专制压迫。是人民的性格而非政府决定着民族的命运。在上一本著作中，我曾试图借助明确的事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花费时间编制各种宪章，是一件极其幼稚的任务，亦如无知的演说家无果的练习。需要和时间会担当起制定宪章的角色，只要人们有胆识让这两个因素自行发挥作用。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这样行事，正如他们的伟大历史学家麦考利⁽⁶⁾在一段文字所言，而那段文字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都应当牢记在心。他阐明了人们制定法律的所有好处，不过从纯理性的角度看，这些法律似乎又混乱不堪，充满荒谬和矛盾。随后，他比较了欧美拉丁民族在动荡时期废止的多种宪法与英国的宪法，继而指出英国的宪法变革尤为缓慢且逐步发生，并受直接需求而非抽象推理影响。“从不担心是否对称，更多考虑是否实用；从不因为某个东西异常而消除它；除非弊病出现，否则绝不进行革新，而且革新力度以消除弊病为止；在设立宪法条款时，绝不扩大个例的整治范围。以上便是从约翰国王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治国原则，它们基本上已经指导我们二百五十届议会的决议。”

有必要对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逐条加以研究，以说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种族的需要且因此尚未出现激烈的变革。比如，我们可以从哲学上论证集权制的好处和弊端，但当我们看到不同种族构成的人民经过一千年的努力才逐渐建立起这种集权制；当我们发现一场浩大的革命力图去摧毁过去所有的制度，却不仅被迫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还进一步将其强化；我们或许可以坦言，它既是迫切需要的产物，也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对那些妄谈摧毁集权制的政客，我们应当对他们鄙薄的见识报以怜悯。如果他们偶然获胜，那么这种胜利将是一场可怕内战⁽⁷⁾爆发的信号，并将由此带来一种比先前制度更为深重的全新集权模式。(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从制度当中寻找深刻影响群体心理的方法。当我们发现有些国家，比如美国，通过民主制度取得高度的繁荣；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另一些国家，比如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采取完全相同的制度，却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挣扎。我们当然可以说，有些国家兴盛而有些衰败，这和制度并不相关。人民的管理方式由他们的性格特征决定，如果制度不根据这种特征量身打造，那也只是一件借来的外衣、一种暂时的伪装。当然，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已经发生并还将继续发生许多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正如圣人的遗骨，这些制度已被赋予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可以作用于群体心理，因为它们会引发类似的动荡。然而，其实发挥作用的并不是制度，因为我们知道不论成败，制度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作用于群体心理的是幻觉和词语。尤其是词语，那些虚幻而强大的词语，我们很快就将揭示它们惊人的统治力量。

5. 教育

我们之前曾指出，一个时代的主导观念为数虽少但力量强大，即便它们有时纯粹是虚幻。如今，以下观念就正处于主导地位：教育能极大地改造人，必定能让人趋于完善，甚至还能使人平等。由于不断重复，这种主张最终已经成为民主社会最不可动摇的信条之一。当前，要改变这种观念，就像过去改变教会的信条一样困难。

但在这个问题上，正如许多其他问题，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所得的结论有着很大的分歧。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都毫不费力地指出，教育既不会让人更讲道德，也不会使人更加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人天生的热情；如果引导不当，教育的弊端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证实了这种观点，并告诉我们犯罪率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而且社会最可恶的敌人，即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在学校通常都是折桂之人。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杰出法官阿道夫·吉约先生指出，当前有文化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在过去五十年中，犯罪率从每十万居民二百二十七人上升到五百五十二人，其增长率为133%。他和自己的同事还发现，犯罪率在年轻人中增长尤其显著，尽管大家都知道，学校的免费义务教育已经代替了缴费制。

当然，有人一定认为，引导得当的教育将带来十分有用的实际效果，就算不能提升道德修养，至少也会培养职业技能。不幸的是，拉丁民族在过去二十五年将他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极其错误的原则上，尽管多位杰出思想家都对此提出批评，比如布雷亚尔⁽⁸⁾、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泰纳以及其他人，但人们依然坚持那些可悲的错误。我本人也在之前的一本著作中指出，我们当前的教育把多数接受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并让许多学子加入形势极为恶劣的社会党阵营之中。

这种教育（拉丁教育）的主要危险在于，它以一个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背诵书本就可以拓展智力。于是，学生们拼命去学更多的书本知识。从小学到博士或教师资格考试，一个年轻人只会死记硬背书本内容，而丝毫不训练自己的判断力和主动性。教育对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学习课文，熟记语法或文章大意，不断重复，认真模仿，”前公共教育部长儒勒·西蒙⁽⁹⁾先生写道，“这种教育方式实在可笑，所有功课成了一种信仰，学生以为老师绝不会犯错。这种教育只会削弱我们，并让我们能力尽失。”

如果这种教育只是毫无用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幸的孩子示以同情，尽管学校没教会他们什么必要的东西，但至少讲授了克洛泰尔⁽¹⁰⁾子嗣系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¹¹⁾之间的争斗或动物分类的知识。然而，这种教育引发的危险要更为严重。它让接受教育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并极力想从中逃离出去。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不想再做农民，下层资产阶级除让子女从事政府公职外从不考虑其他可能的职业。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作好准备，而是将他们培养成公职人员；不必自我确定目标，也不用发挥任何主动性就可以获得成功。在社会底层，这种教育创造出无产阶级大军，他们不满自己的命运，随时想动身造反；在社会高层，又培养出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多疑而轻信，对国家既抱有迷信般的信任，却又不断加以批判，总将个人过错归咎于政府；如果没有当局的介入，他们也无所事事。

国家用书本培养这么多文凭持有者，但只能利用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只得让其他人失业。因此，也只能养活先来者，而将后来者变成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高层至底层，从普通职员到教授和区长，大量文凭持有者现今仍在围攻各种职位。于是，一位商人很难找到代理去殖民地替自己办事，而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那些最平庸的政府公职。仅塞纳省就有两万名小学教师失业，他们蔑视农田或工场劳动，只好转向国家以讨生计。被选中者人数有限，而心怀愤懑者人数众多。后者会随时投身一切革命，也不管首领是谁，更不管革命目标何在。获得知识却找不到工作，必然会使人变成造反派⁽¹²⁾。

显然，要逆转这种形势为时已晚。只有经验终将揭示我们的错误，它是人们最好的老师。只有经验足够强大时才能证明必须要用职业教育取代那些可恶的书本和可悲的考试，并将年轻人带回田间、工场和殖民事业当中，但如今他们对此却竭力避而远之。

当前，所有开明人士主张的这种职业教育，正是过去我们的父辈接受的教育，也是现今以意志力、主动性和创业精神主宰世界的人们懂得传承的教育。在有些精彩的文章中——后续我会引用某些重要段落——泰纳先生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过去的教育与今天英美两国的教育大体相似。在平行比较拉丁教育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之后，他清晰地揭示出两种方式带来的后果。

严格来说，倘若表面上获得很多知识、流利地背诵很多书本可以提高智力水平，我们或许会接受古典教育的全部弊端，虽然这只会培养无法立足和心怀不满之人。然而，这果真会提高智力水平吗？毫无可能！人生获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经验、干劲和性格，书本当中绝对无法学到这些东西。书本是有用的参考工具，大段地把它们填入大脑的确毫无用处。

为何职业教育拓展智力的程度为古典教育所不及？泰纳对此着力进行了阐述：

“观念只有在自然、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真正促进观念萌发的，是年轻人每天从车间、矿山、法庭、事务所、工地和医院获得的大量感官印象。他目睹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面对客户、工人和劳动，见识制作优劣的产品，或赔本或赚钱。通过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获取的独特细微感知信息，个体会不由自主地收集并加以隐秘润饰，在经过整合之后，它们迟早会以全新组合、简化、经济、改进或发明的形式向他提供某种暗示。这些宝贵的接触机会，这些有待吸收的必需元素，法国青年在朝气十足的年龄却被全部剥夺；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他被幽禁于学校，远离个人亲身体验，而这原本可以让他对世间人事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有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

“……十个当中至少九人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人生的这几年正是高效的几年，可谓至关重要。首先，他们中间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人会被考试淘汰；然后，又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人通过考试、毕业、获得学历和文凭，我指那些超负荷工作的人。人们对他们苛求过多，让他们在一天之中，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张黑板，连续两小时学习各种科目，他们俨然已经成为知识的活体容器。诚然，当天的两个小时里，他们已经或基本吸纳这些知识；但一个月过后，他们不再具备这些知识。他们没法再次忍受考试，获得的知识因过于繁重而不断从头脑中流失，新的知识又未加补充。他们的脑力开始衰退，旺盛的精力开始枯竭；等步入成年后，他们通常就完蛋了。他们安顿下来，结婚生子，落入生活的俗套，兜着同一个圈子，囿于狭隘的个人职场；他们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他们普遍的收益，肯定入不敷出。在英美两国，正如1789年以前的法国，人们的情况正好相反，收益持平或者更好。”

接着，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揭示出我们的教育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差异。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学不以书本为主，而是以实物教学为主。比如，他们的工程师是在车间而绝非在学校里培养的，这使每个人都可以达到智力许可的水平：如果无法更进一步，他就当工人或领班；如果能力允许，他就会成为工程师。这种方式显然更加民主，对社会也更为有利，肯定胜过在十八至二十岁期间通过几个小时的考试决定个人职业的做法。

“在医院、煤矿、工厂、建筑设计室、律师事务所，入行的学生很早便当起学徒或开始实习，这有点类似国内事务所的文员或画室的艺徒。在投入工作之前，他可以修读一些入门和概论课，以便搭建一个框架，将随后所得认识填充于内。根据能力达到的水平，经常会有几门技术课，他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学习，以逐步协调个人所获的日常经验。在这种体制下，实践能力得到提高和拓展，达到的水平与学生的能力相称，其方向符合他未来的工作需要，他今后也有意以此为业。通过这种方式，在英美两国，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在二十五岁或者更早，倘若不缺物质条件和资金，他不单是一名有用的操作工，还是一位天生的企业家；他不仅是一部齿轮，更是一台发动机。在法国，相反的体制占据了主导，而且还随一代又一代人变得愈发教条，由此造成了巨大的人力浪费。”

针对我们拉丁民族教育与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如下结论：

“在儿童、少年和青年三个教育阶段，着眼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坐在板凳上针对书本的理论教学时间过长，而且负担过重。由于只着眼于这些，教学手段可谓糟糕，实行的体制俨然违反本性和社会。应用实习开展过晚，实施寄宿制，进行人为训练，开展填鸭式教学，学业负担过重；不考虑以后的岁月，不考虑成年后男人必须担负的职责；不管年轻人很快就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不管他事先必须适应或妥协的社会环境，不管他在人际斗争中为了自卫和立足必须提前进行准备、武装、训练和磨砺。这种必不可少的武装，这种比其他东西更为重要的学习，这种有益于意志和思维的锤炼，我们的学校并未提供给他。学校不但没让他以后彻底具备这种能力，反而使他丧失了这种能力。自步入社会走上实际工作岗位之后，他会经常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他会因此遍体鳞伤，长期遭受伤痛，有时就此一蹶不振。这是一种残酷而危险的考验。个人的道德和精神平衡严重受损，而且有无法恢复之险。猛然彻底觉醒之后，失望未免太大，挫败未免太盛。”⁽¹³⁾

以上所述是否已经偏离群体心理的主题？绝对没有。要想明白那些现今在群众中萌动、以后即将涌现的观念和信仰，就必须要了解它们诞生的土壤。一个国家为年轻人提供的教育，昭示着这个国家以后的面貌。为当前这代人提供的教育，的确前景十分黯淡。然而正是部分通过教育，群体的精神得以改善或恶化。因此有必要说明，当前的教育制度如何塑造了群体的精神；冷漠而中立的民众如何逐步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并随时准备听从乌托邦分子和演说家的暗示。正是学校当今培养出社会主义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才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了道路。

(1)　这仍然是个很新的观点，如果抛开这种观点，历史则彻底无法理解。我在个人前一本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中，用四章篇幅对此加以论述。读者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存在误导性假象，不论语言、宗教还是艺术，即构成文明的所有元素，它们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从一个民族转移到另一个民族。

(2)　此处原文为“comme la Chine”（正如中国），为区分古今中国之别，这里增译为“正如以前的中国”。——译者

(3)　泰纳引用的前国民公会议员富克鲁瓦（Fourcroy）的报告，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各地都可以看到保留礼拜天与定期上教堂的现象，这证明多数法国民众希望回到往日习惯中去，而且对抗这种国民倾向也不合时宜……大多数人都需要宗教、仪式和神父。认为可以通过普及教育消除宗教偏见，这不过是几个现代哲学家的谬论，我个人也曾一度误入其中。对于苦难大众而言，宗教是他们寻求安慰的泉源……因此必须允许民众有他们的神父、圣坛和仪式。”

(4)　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普鲁士历史研究》（1879）、《欧洲政治史概览》（1890）等。——译者

(5)　甚至连美国最进步的共和党人都承认这个事实。美国杂志《论坛》最近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我从1894年12月的《评论之评论》将这段话转引如下：

“绝对不应忘记，甚至在贵族制的死敌看来，英国也是当今世上最民主的国家。在那里个人权利最受尊重，个人拥有的自由最大。”

(6)　麦考利（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所著四卷本《英国史》（1848—1859）对后世影响较大。——译者

(7)　如果把划分法国各个政党的重大宗教和政治分歧（这尤其是个种族问题）与大革命时期表现的分裂主义倾向（在法德战争末期又再次浮现）加以对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不同种族还远未融合起来。革命时期强大集权制的建立，以及人为设立辖区合并以前的省份，这些肯定是大革命时期最有益的事业。如果缺乏远见之辈现今积极谈论的分权制得以建立，它将立即引起最血腥的暴乱。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彻底忘记了我们的历史。

(8)　布雷亚尔（Michel Bréal，1832—1915），法国语文学家、现代语义学奠基人，曾任高等教育总督（1879—1888）。——译者

(9)　儒勒·西蒙（Jules Simon，1814—1896），法国政治家、激进思想理论家，两度当选议员，1876年一度担任总理。——译者

(10)　克洛泰尔（Clotaire I，497—56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开创者。——译者

(11)　继克洛泰尔一世之后，法兰克王国由其子分为西部的纽斯特里亚（Neustrie）和东部的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e）两个王国。——译者

(12)　然而，这并非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在中国那样一个由等级森严的士大夫阶层掌管的国家，人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和我们国家一样，在那里官职也要通过考试谋取，其中的唯一考核项目，就是要流利地背诵浩繁的典籍。这群无业文人，如今在中国被视为真正的民族灾难。在印度情况也是如此：英国在那里开办学校，其目的不像在英国那样是为教育人，而仅是为教化当地居民，由此在印度也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印度绅士”。他们由于找不到工作，故而成为与英国霸权不相妥协的敌人。对所有的“印度绅士”来说，不论有无职业，这种教化的第一个效果便是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我在个人著书《印度的文明》（1887）中，曾以大量篇幅强调这个事实，而所有造访过这个半岛国家的作者也都注意到了这点。

(13)　泰纳，《现代政体》，第二卷，1894。这些段落几乎是泰纳最后写下的文字，它们很好地总结了这位伟大哲学家的长期经验所得。不幸的是，对于那些从未在国外居住过的大学教授，我认为他们完全难以理解。教育是我们略微可以影响国民精神的唯一手段，然而在法国却没有几个人能认识到，我们当前的教育竟是导致迅速衰败的一个可怕因素，因为它非但没有提升青年一代，反而让他们堕落、腐化，想到这点就让人痛心疾首。可以把泰纳的这些话与最近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法国文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保守派文人中的代表人物。——译者］在其杰作《海外》中对美国教育的评述加以对照。他指出我们的教育制度只会培养思想狭隘、缺乏主动性和意志力的资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者，“这两类同样有害的文化人，只会陷入无力的平庸或疯狂的破坏之中”。然后，这位作者将犹如腐化工厂的法国学校与培养人迈入完善生活的美国学校作了一番绝佳的比较。人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真正民主的国民，与言辞上妄谈民主而思想上毫无民主的国民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