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信念的宗教形式—《乌合之众》第四章

宗教情感的构成//它独立于对神灵的膜拜//它的特点//信念的力量源于其宗教形式//不同的事例//民众信奉的神灵从未消失//它们复活的新形式//无神论的宗教形式//从历史角度看这些观念的重要性//宗教改革、圣巴托罗缪惨案、恐怖时期等所有类似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情感的必然结果，而非孤立个人的意志使然

我们已经表明，群体不加推理；对观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他们既不容讨论，也不许反驳；那些作用于他们的暗示，会彻底占据他们的认知领地，并趋于立刻化为行动。我们还表明，群体在受到适当暗示后，会随时为暗示给他们的理想英勇献身。我们也看到，群体只有狂暴而极端的情感，好感会马上变成崇拜，而厌恶一旦产生就会化为仇恨。这些普遍指征已经揭示出群体信念的本质。

在对群体的信念进行详细考察后，我们会发现不论是在信仰狂热时代，还是在政治动荡年代，正如上个世纪那样，这些信念始终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除将其称为“宗教情感”外，我也难以给出更好的称呼。

这种情感的特点十分简单：崇拜公认的枭雄豪杰，畏惧人们赋予他的权力，盲目服从他的命令，对他的信条不加议论并热衷于它们的传播，倾向于将所有拒不接受的个体视为敌人。不论这种情感针对的是一个无形的上帝、一尊石雕或木刻偶像、一位英雄还是一种政治理念，只要表现出上述特征，它在本质上就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在这种情感中，超自然和奇幻的成分并存。对瞬间让自己狂热的政治纲领或凯旋的首领，群体无意间便赋予他们一种神秘的力量。

仅是膜拜一位神灵，还算不上虔诚。只有当他将所有精神资源、服从意愿和痴迷狂热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并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则时，他才算虔诚。

偏狭与狂热必然同宗教情感相伴。对那些自信掌握现世或永生幸福秘密的个人而言，这种情况更是不可避免。在为某种信念揭竿而起的人群当中，也始终存在这两种特征。恐怖时期的雅各宾派在本质上与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热情有着同样的来源。

群体的信念具有盲目服从、极度偏狭、热衷宣传等宗教情感固有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所有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群体拥戴的英雄，对它来说俨然就是一尊神。在十五年之内，拿破仑就是这样的神。从来没有任何神灵拥有更为虔诚的崇拜者，也没有任何人能更轻易让人战死疆场。就是异教和基督教的神，也从未对信徒实施更为绝对的统治。

那些宗教或政治信仰之所以由缔造者创立，正是因为他们都懂得向群体灌输这种狂热的宗教情感，由此让人们在崇拜与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并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牺牲性命。所有时代莫不如此。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甫斯特尔·德·库朗日⁽¹⁾就正确地指出，罗马帝国的维持靠的绝不是武力，而是它激发的宗教膜拜。“一个令民众憎恶的政体能维持五个世纪之久，”他颇有道理地写道，“这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很难去解释罗马帝国区区三十个军团竟能让一亿人臣服。”他们之所以屈服，那是因为象征罗马伟大荣耀的皇帝，他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民众的敬仰。即使在帝国最小的城镇辖区，都设有皇帝的祭坛。“我们可以看到，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当时民众心中兴起一种全新的宗教，并将皇帝作为神灵崇拜。在基督教时代之前许多年，由六十座城市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共同在里昂城附近建起一座神殿，以纪念奥古斯都⁽²⁾皇帝……那些由高卢城市议会选出的祭司，则是当地的重要人物……不可能将这一切都归因于畏惧和奴性。全体人民不可能全是奴隶，更不可能为奴三个世纪。崇拜君王的并非那些廷臣，而是罗马帝国。这不仅在罗马，在高卢、西班牙、希腊和亚洲也都如此。”

如今，那些赢得民心的大多数伟人，已经不再被设立祭坛，但他们依然有雕像或画像，而且人们对他们的膜拜与过去的膜拜方式并没有什么显著差别。只要深入探究群众心理中的这一基本特点，就能洞悉历史的哲学：要么成为民众的神，要么什么都不是。

不要以为这是另一个时代的迷信，早已彻底被理性清除。在与理性永恒的斗争中，情感还从未败北。群众如今已不愿聆听神灵或宗教的旨意，因为他们为此遭受过长期的奴役。然而一百年以来，民众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这么多的膜拜偶像，古老的神明也从未有如此多的雕像和圣坛为它们而立。倘若有学者近年研究过以布朗热主义为名的大众运动，他们理应可以看到群体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没有一家乡村客栈不挂着这位英雄的画像。人们赋予他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权力，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可与他的传奇媲美，他会在历史上占据何等显赫的地位！

由此可见，重申群众需要宗教，实为无用的陈词滥调。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只有具有宗教形式才能在群体中建立，这种形式可使它们免遭议论。如果无神论有可能被群众接受的话，它也会具有宗教情感那种偏狭的狂热，并在外部形式上很快变成一种仪式。实证主义这一派别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特的例证。发生在该派的情况也出现在了这位虚无主义者身上，思想深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³⁾为我们讲述了相关的故事。在理性光芒的启发之下，有一天他砸碎小教堂祭坛上神灵和圣人的塑像，熄灭了蜡烛，并立即用无神论哲学家（比如毕希纳⁽⁴⁾和莫勒斯霍特⁽⁵⁾）的著作代替了那些毁坏的物像，然后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在他的宗教信仰对象改变之后，果真可以说他的宗教情感也已发生改变吗？

我要再次重申，只有关注群体信仰最终采取的宗教形式时，才能理解有些历史事件，尤其那些极其重要的事件。有些社会现象更应从心理学的角度，而非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去研究。伟大的历史学家泰纳仅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故而时常找不到有些事件的真正起源。他对历史事实加以详察，但由于对群体心理不加研究，所以始终未能追溯事件的起因。那些事件血腥、混乱、残暴的一面令他深感恐惧，于是从这部伟大史诗当中的英雄人物身上，他只看到一群癫狂的野蛮人随心所欲地恣意妄为。只有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在民众心中建立的一种全新宗教信仰时，它的暴虐、它的屠戮、它的宣传需要以及它向所有国王发出的宣战才能自圆其说。宗教改革、圣巴托罗缪惨案⁽⁶⁾、宗教战争、宗教法庭和恐怖时期⁽⁷⁾属于同一类现象，它们都是群体的宗教情感在被煽动后，以兵刃和烈火无情地摧毁一切有碍全新信仰建立的结果。宗教法庭采取的办法，只有真正的信徒才会援用。如果他们采用其他办法，他们也就不再是信徒。(www.xing528.com)

类似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动荡，只有群体的心理使然才可能发生，即便最专制的暴君对此也无能为力。如果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罗缪惨案乃国王一人所为，那他们对群体的心理和国王的心理都同样无知。类似的行为表现只能出自群体的心理。最独裁的君主即使拥有绝对的权力，至多是稍微加快或延缓事态的进程。制造圣巴托罗缪惨案或宗教战争的并非那些国王，正如酝酿恐怖时期的也并非罗伯斯比尔⁽⁸⁾、丹东⁽⁹⁾或圣茹斯特⁽¹⁰⁾。在此类事件背后，我们始终可以看到群体的精神，而从未看到国王的强权。

(1)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古代城邦》（1864）、《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1874—1892）等。——译者

(2)　奥古斯都（Auguste, BC63—AD14），原名盖乌斯·屋大维（Caius Octave），恺撒的甥孙和养子，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后击败安东尼，建立罗马帝国称帝。——译者

(3)　陀思妥耶夫斯基（Feodor Dostoïewsky，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罪与罚》（1866）、《白痴》（1868）、《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等长篇小说。——译者

(4)　毕希纳（Ludwig Buchner，1824—1899），德国医生、生理学家、哲学家，倡导科学唯物主义，并因出版《力量与物质》（1855）而声名鹊起。——译者

(5)　莫勒斯霍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哲学家，著有《生命循环》（1852）等。——译者

(6)　1572年8月23日在巴黎发生的法国天主教派对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的大屠杀，暴行持续了几个月，据估计约有三千人丧命，史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译者

(7)　恐怖时期指法国大革命期间1793—1794年由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统治法国的时期。他们宣扬激进的共和主义，执政时期推行恐怖政策，将数千反革命嫌疑分子送上了断头台。——译者

(8)　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重要人物、雅各宾派领袖，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被捕，次日被国民公会处决。——译者

(9)　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社会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立场温和，因提倡宽容而与罗伯斯比尔产生分歧，最后遭到救国委员会排挤和迫害。——译者

(10)　圣茹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极左人物、演说家，生性冷酷残暴，1792年8月10日发表处决路易十六的演说。“热月政变”后被捕，被国民公会处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