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情感与道德的重要性 ， 乌合之众

1. 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急躁。群体是各种外部刺激的玩物，反映着它们不断的变化//它服从的冲动过于强烈，以至于个人利益只能退居其次//群体不会预先作任何谋划//种族的影响

2. 群体易受暗示并轻信于人。它听命于暗示//在群体头脑中唤起的形象被当作现实//为何这些形象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人而言都相同//在群体中智者与傻瓜基本相同//群体中的所有个体受幻觉支配的各种实例//丝毫不能相信群体的证词//多位证人众口一词是立案论证中最差的证据//史书的价值微乎其微

3. 群体情感的夸张与简化。群体既不会怀疑也不会犹豫，始终爱走极端//他们的情感总是过分夸张

4.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情感的缘由//群体在强权面前卑躬屈膝//群体瞬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他们成为极端的保守分子//他们在本能上敌视革新和进步

5. 群体的道德。群体的道德根据不同的暗示，可以比组成群体的个人低劣或高尚//解释与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左右，而这往往是孤立个人的唯一动机//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概括说明群体的主要特征后，我们将对这些特征予以详细阐述。

在群体的专有特征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特征，比如冲动、急躁、毫无推理能力、缺乏判断和批判精神、情感夸张等，同时也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个体中看到，比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这种类比我只是顺便提及，对它的论证已超出本书范围。此外，这对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来说毫无用处，而对那些不懂这种心理的人又始终缺乏说服力。

下面，我将逐个讨论在大多数群体中可以观察到的不同特征。

1. 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急躁

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我们曾说，群体几乎完全受无意识支配。它的行为主要是受脊髓而不是受大脑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群体与原始人尤其接近。这些行为在实施上可以十分完美，但由于它们并不受大脑支配，所以个体会根据受到的偶然刺激采取行动。群体是各种外界刺激的玩物，反映着它们不断的变化。由此，群体是所受刺激的奴隶。尽管孤立个体可能与群体中的个人受到同样的刺激，但他的大脑会告诉自己，屈服于这些刺激会带来诸多不便，那他就不会屈服。这从生理学上可以表述如下：孤立的个体具有掌控自己反射的能力，而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依据受到的刺激，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既可以慷慨或残忍，也可以豪迈或怯懦，然而这些冲动总是如此专横，以至于个人利益甚至自我保存利益也无法将它们击退。

可作用于群体的刺激多种多样，群体历来屈服于这些刺激，由此也极为多变；这也是缘何我们可以看到，群体可以在转瞬之间就从最血腥的残暴变成最极端的慷慨或豪迈。群体很容易化身刽子手，也很容易慷慨赴义。在群体的灵魂之中，流淌着每一种信仰胜利所需的滔滔热血。要目睹群体在这方面有何作为，完全不必追溯到英雄主义时代。在民众起义中群体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几年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¹⁾，轻而易举就发动了十万人，随时待命准备为他的事业而牺牲。

因此，群体根本不会预先作任何谋划。它们可以先后经历极为矛盾的情感，但永远受当前刺激的影响。它们就像暴风卷起的树叶，会朝各个方向飞舞，然后再次落于地面。以下对于某些革命群体的研究，将为我们提供群体情感多变的几个事例。

群体的这种多变使之极难统治，当部分公共权力落入它们手里时尤其如此。若不是日常生活迫使对事态加以隐形调节，民主几乎不可能持续下去。即便群体疯狂地谋求某些东西，这种谋求也绝不会持久。群体既不具有长久的意志，也不具有长久的思想。

群体不仅冲动与多变，而且也和野蛮人一样，绝不允许在自己的愿望与愿望的实现之间存在任何障碍。群体相当清楚，人数优势会让它势不可挡。对于群体中的个人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孤立的个体尤其明白，他不能独自一人去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便萌生这种念头，也很容易就会打消。当成为群体的一员后，他就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只要暗示给他杀人劫掠的念头，他便立即屈从于这种念头。任何意想不到的障碍会被群体疯狂地摧毁。若说人体允许持续的愤怒，那么我们可以说愤懑的群体，其正常状态也正是愤怒。

对于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以及我们将研究的所有大众情感，种族的基本特征始终会介入其中，也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我们的情感赖以产生的沃土。所有群体无疑都是急躁而冲动的，但其程度却大不相同。比如，拉丁群体和盎格鲁-撒克逊群体之间的差别就十分显著。最近的历史事件就彰显了这一点。二十五年前，仅是一份据称有辱法国大使的电报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并立刻引发一场可怕的战争⁽²⁾。几年之后，一则报道谅山⁽³⁾那场无足轻重的失败电文，又再次燃爆民众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瞬间垮台。与此同时，尽管英国远征喀土穆⁽⁴⁾的失败更为惨重，但在国民中间引发的情绪却十分微弱，甚至连一个部长都未曾因此解职。任何地方的群体都带女人气，不过拉丁群体的女人气最重。凡是赢得他们支持的人，会很快爬到权力的巅峰，但这好比在悬崖边徘徊，终有一天会跌入深渊。

2. 群体易受暗示并轻信于人

在定义群体时，我们曾说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暗示。同时我们还指出，在所有人类群体中暗示如何具有传染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群体情感会朝某个既定方向迅速发展。

如果假定群体是中性的，那么它的注意力通常都处于一种期待状态，因此很容易受到暗示。最初形成的暗示一旦出现，会迅速通过传染强加于所有个体，而情感发展趋向也立即确立。对于受到暗示的民众而言，进入头脑的观念很容易转化为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尽忠职守地完成使命，群体都会积极地投入其中。这一切都取决于刺激的性质，它已经不像孤立个体那样取决于暗示的行为与综合推理之间的关系，而个体推理结果可能反对这种行为实践。

同时，群体始终游走于无意识边界，容易受各种暗示支配，情感与不受理性影响的个体同样激烈，并已丧失一切批判精神，所以只会极端轻信于人。对群体而言，不可能的事绝不存在。要理解那些荒诞不经的传奇和故事⁽⁵⁾能轻易产生并得以传播，就必须明白这一点。

在群体中易于流行的传奇之所以产生，这不仅因为群体完全轻信于人，而且也是事件在群体的想象中神奇地扭曲的结果。一则极为简单的事件经群体目睹后，会立即变得面目全非。群体以形象进行思维，而且唤起的形象又会立刻引发与它毫无逻辑关联的一系列形象。要理解这种状态其实很简单，试想头脑中浮现的任何事情，有时都可以引发一系列怪异的想法。理性告诉我们，这些形象之间并不具有连贯性，但群体对此却视而不见；群体会将经想象扭曲的真实事件与实际的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几乎对主观与客观不加区分，并将头脑产生的幻象当作现实，尽管这种幻象与观察到的事实之间通常关联极其微弱。

群体对目睹的事件加以扭曲的方式，看似数量很多而且各不相同，因为构成群体的个人其性情截然不同；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传染的作用下，对所有个体而言，扭曲的性质和方式全部相同。群体中一个人最初在感知上的扭曲，将构成传染性暗示的内核。圣乔治⁽⁶⁾出现在耶路撒冷十字军官墙上之前，在场观众当中必定只有一个人先看到他。在暗示和传染的推动下，奇迹一旦揭示出来就会立刻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上常见的集体幻觉，其运作机制历来如此。这些幻觉似乎具有真实可信的典型特征，因为涉及的现象已被成千上万人见证。

要克服前面的这种情况，绝不能考虑群体中个人的智力品质，因为这种品质也无足轻重。从加入群体的那一刻起，无知者和博学者同样都丧失了洞察能力。

这一论点看似自相矛盾。要对此加以明证的话，就必须援引大量的历史事实，撰写几本书也仍显不足。

鉴于不想让读者感觉这是毫无证据的空头主张，所以我在这里举几个实例，它们都是从人们可以引用的实例中随机摘录的。

以下这个实例最为典型，因为它从侵袭群体的集体幻觉中挑选出来，这种群体中各类人等共存一体，其中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文化的。战舰“朱利安·费利克斯号”海军上尉在他有关洋流的书中偶尔提到此事，之前曾在《科学杂志》上转载。

护卫舰“漂亮宝贝号”游弋在海面上，以寻找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摇篮号”。当时正值白天，阳光灿烂。突然，瞭望水手发现一艘遇难船只。船员们顺着所指的方向望去，所有军官和水手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人的木筏拖在飘着遇难信号旗的船只后面。德福塞⁽⁷⁾上将下令派一条船火速前往营救遇难士兵。在快要接近时，准备上船的水手和军官看到“一大群人在骚动，他们伸着手臂，并有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当船到达目标后，人们发现面前不过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几根挂满叶子的树枝而已。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幻觉才彻底消失。

在这个事例中，正如我们所阐述的那样，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清晰地呈现出来。一方面，群体的注意力处于期待状态；另一方面，瞭望水手发出海上有遇难船只的暗示后，通过传染便被所有助理、军官和水手接受。

要摧毁合理审视当前事态的能力，并使实情被毫无相关的幻觉取代，一个群体无需很大的数量。几个人聚集起来，就能形成一个群体，即便他们是杰出的学者，在他们的专长之外也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于是，他们每个人具有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立即化为乌有。富有创见的心理学家戴维⁽⁸⁾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则非常有趣的事例，最近被《心理学年鉴》⁽⁹⁾加以报道，这里值得转述如下。戴维先生召集了一群杰出的观察者，其中就有英国一流的学者华莱士⁽¹⁰⁾先生。在让他们检查物件并按个人意愿贴好封条后，他当着大家的面演示所有经典的灵异现象：神灵的物化、石板上写字，等等。从这些杰出的观察者撰写的报告来看，他们都认为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只能借助超自然手段才能实现。他获得报告后随即向他们表示，这不过是十分简单的骗术造成的结果。“戴维先生调查的惊人之处，”记述此事的作者写道，“不是戏法本身的神奇，而是那些不谙内情的见证者从中所得报告的极度乏弱。于是他说，‘见证者所做的诸多肯定描述可能完全错误，不过其中的结果表明，假如人们认为他们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无法用骗术来解释。’戴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如此简单，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吃惊。但他具备影响群体心理的能力，他可以让群体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尚未看到的东西。”这也正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当我们发现这种能力对头脑敏锐且事先持怀疑态度的个体都能施加作用，那么要迷惑普通民众简直易如反掌。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撰写本书时，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亡后被找回的报道。起先，这两个孩子已被十来个目击者毫不含糊地认出。鉴于所有证词如出一辙，预审法官对此也就毫无怀疑，于是他批准签署死亡证明。但就在孩子将要下葬时，人们偶然发现原本以为早已丧命的孩子仍然活着，而且她们与溺亡的小女孩相去甚远。正如前面引述的几个例子一样，在第一位目击者成为幻觉的牺牲品后，他的证词就足以暗示其他所有人。

在这类事件中，暗示的起点始终是一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产生的幻觉，这种原初幻觉得到认可后接着便传染他人。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易受感染，那他确信自己辨认出来的尸体就会呈现出某个特征，比如一块伤疤或装束上的一个细节，尽管这与真实体貌相差很大，但足以让他在头脑中唤起另一个人的形象。由此产生的观念会演变为某种具体产物的内核，它会侵袭人们理性的领地，并麻痹一切批判能力。于是，观察者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影。这也解释了为何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情况与下面这个案例一样。最近报纸又在谈论这则过往案例，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暗示的两个阶段，其作用机制我刚才就已点明。

另一个孩子认出这个孩子，但其实是认错了人。于是，上演了一系列错误的辨认结果。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在同学认出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人们把她带到尸体旁边，她查看了衣服，发现额头上有个伤疤。“这正是我可怜的儿子，”她说，“他去年7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又遭人杀害。”

这位妇女是福尔街的门房太太，姓沙旺德莱。人们找来她的小叔，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就是小费利贝。”这条街的好几位居民也认出这个孩子是费利贝·沙旺德莱。另外还有孩子的老师，对他来说那枚奖章就是一个标志。

然而，邻居、小叔、老师和母亲全都搞错了。六周之后，这个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孩子是波尔多人，在那里遭人杀害后又被运到了巴黎。⁽¹¹⁾

应当指出，以上进行辨认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确切来说都是极易受感染的个体。这些辨认由此向我们表明，类似的目击证据在法庭上会有何种价值。尤其是儿童的证词，绝不能在法庭上援用。法官们经常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绝不会撒谎。但凡有点心理学修养的人都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一直都在撒谎。或许，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然是一种谎言。与其像人们以前多次采用儿童的证词来判决一位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投硬币猜正反面来进行判决。

回到群体的观察结果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集体的观察结果最有可能出错，通常它仅代表一个人的幻觉，然后通过传染途径暗示他人。无数的事实都证明，对群体的证词应当持绝对的怀疑态度。在二十五年前的色当战役⁽¹²⁾上，数千人参与了那次有名的骑兵团进攻，然而面对那些极其矛盾的目击证词，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次进攻由谁指挥。在最近的一本书⁽¹³⁾中，英国将军吴士礼⁽¹⁴⁾指出，针对滑铁卢战役之中那些最重要的事实，迄今为止所犯最严重的错误，正是那几百名见证人声称的实情⁽¹⁵⁾。

我们所举的这些事例都说明群体证词的价值大小。逻辑学论著将多名证人的众口一词视为最确凿的证据，借此可以证明一则事实的正确性。然而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这些论著都有待重写。那些受人质疑最深的事件，无疑是那些观察人数最多的事件。一件事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也就是说真正的事实与认可的记述已相去甚远。

上述讨论清晰地表明，我们应当把史书视为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无非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作的离奇记述，然后又掺上事后给出的解释而已。拌合石膏的工作都比花费时间撰写这类史书更加有用。倘若过去没有为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建筑的杰作，那么我们对历史的真相便一无所知。那些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比如赫拉克勒斯⁽¹⁶⁾、佛祖、耶稣或穆罕默德⁽¹⁷⁾，对他们的生平我们能知晓只言片语的真相吗？极有可能一句也没有。而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也无关紧要。打动群体内心的是传说中的英雄，而不是历史上真实的英雄。

不幸的是，即便以书本形式将它们固定下来，传说本身也毫无任何确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种族的演化，群体的想象对这些传说不断加以改造。《圣经》中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¹⁸⁾笔下仁爱的上帝相去甚远，中国人膜拜的佛祖与印度人供奉的佛祖也并无多少共同之处。

群体的想象对英雄传说的改造，甚至无需让这些英雄经历数百年的时间，有时改造在几年之内就会发生。我们所处的时代，就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其传说在不到半个世纪居然经历了好几次改变。在波旁家族统治时期，拿破仑化身田园派人物，热衷慈善、思想自由，他是下层人民的朋友，正如诗人所言，会长久活在人民心中。三十年后，这位温厚的英雄变成了嗜血的暴君，在篡夺权力与自由之后，为满足个人的野心，竟让三百万人为他丧生。如今，我们看到这个传说又在变化。几千年以后，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述，或许对这位英雄的存在都会表示怀疑——正如他们有时怀疑佛祖的存在那样——而只从他身上看到一则光芒万丈的神话，或者一部赫拉克勒斯式传奇的演变。他们或许会坦然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比现今的我们要更熟谙群体的心理，所以会明白历史固存下来的也仅是一些神话而已。

3. 群体情感的夸张与简化

群体呈现的情感不论好坏，都会表现出过于简单和极其夸张的双重特点。在这一方面，正如许多其他方面，群体中的个人与原始人比较接近。由于无法区分细节，他便将事情视为一个整体，全然不知其中的过渡状态。在群体中，情感的夸张也受到以下事实的强化，即一种情绪在得到认可后，会通过暗示和传染迅速传播开来，并极大地增强自己的力量。

群体情感的简化和夸张，使它既不懂怀疑，也不懂犹豫。就像女人一样，它会突然走向极端。疑惑一旦出口，立刻就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在孤立的个体中，萌生的厌恶或责难得不到强化，但对群体中的个人而言，却能立刻变成深仇大恨。

群体情感的狂暴又会因责任感的消失而再次强化，这在异质群体中尤其如此。法不责众的观念在人数越多时越强烈。由于顿时人多势众，会让群体表现出孤立个体不可能有的情感和行为。在群体中，愚蠢、无知与嫉妒之人都将摆脱卑微无能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野蛮、短暂而强大的力量。(www.xing528.com)

遗憾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卑劣的情感，这是原始人本能的隔代残留；而有责任感的孤立个体因担心受罚，就必须对此加以约束；这也解释了为何群体极易干出极端恶劣的行径。

如果暗示巧妙的话，群体并非不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崇高美德，它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后续讨论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个话题上。

由于自身的情感趋于夸张，群体也只会被过多的情感触动。演说家如果想蛊惑群体，就必须要言过其实。在夸大其词、妄加断言、不断重复的同时，绝不尝试以推理作任何论证，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演说者惯用的论说技巧。

同时，群体希望英雄具有类似夸张的情感，因此他们外在的品质和美德也始终被加以放大。有人就确切地指出，戏院里的观众会要求剧中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勇气、操守和美德。

有人颇有道理地谈论剧院的特有观点。这种观点或许存在，但是其原则往往又与常识和逻辑毫不相干。打动群体的艺术，其品味固然低下，不过仍然需要特殊的才能。有些剧目的成功，靠阅读剧本有时很难解释。剧院经理在安排这些剧目时，他们自己通常对成功也毫无把握，因为要想对此作出判断，他必须自己化身为观众⁽¹⁹⁾。如果我们深入展开讨论，就很容易发现种族的重要影响。让一个国家的观众热情澎湃的剧目，有时在其他国家全然不会成功，或者只会获得有限或普通的成功，这是因为它没有利用那些煽动这批全新观众的动因。

我这里无需补充说，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情感，而对智力不起任何作用。我之前就已经表明，个人一旦加入群体，他的智力水平会立即大幅下降。在研究群体犯罪时，学识渊博的塔尔德⁽²⁰⁾法官同样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只有在情感层面，群体可以提升很多或反而降低很多。

4.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有简单而极端的情感，对于暗示的观念、思想和信仰，群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并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信仰向来都是通过暗示确立，而非通过理性推断产生。每个人也都知道宗教信仰如何偏执，它对人们的精神统治又是如何残暴。

由于毫不怀疑这种真理和谬误，而且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群体于是变得偏执而专横。个人或许可以接受矛盾并展开讨论，但群体绝不允许如此行事。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微乎其微的矛盾就立刻引起愤怒的吼叫和猛烈的抨击。如果演说者稍显固执，拳脚与驱逐会随即而来。如果现场缺少当权者管制，言辞矛盾的演说者甚至会被处死。

专横和偏执在各种类型群体中普遍存在，但其表现程度却各不相同：这里种族这个核心概念再次浮现出来，它支配着人们的情感和思想。在拉丁群体中，专横和偏执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以至于它们已经摧毁了个体的独立情感，但独立情感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却尤为强劲。拉丁群体只关心自己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而之所以需要这种独立特征，其目的是立即对异己分子进行强烈的镇压。在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派⁽²¹⁾对自由从未获得另一种解读。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十分显著的情感，他们不仅容易产生这种情感，而且一旦强加给他们的话，也非常容易被接受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毕恭毕敬，却很少为仁慈所动，因为对他们而言，那不过是一种软弱。群体从不会对温厚的主子心存好感，而只会对飞扬跋扈的暴君俯首贴耳，并总为后者竖起最宏伟的雕像。若说群体乐意践踏被推翻的暴君，那是因为在丧失权力之后，他已回到弱者的行列，因无从令人畏惧而遭到蔑视。群体爱戴的英雄，永远要像恺撒⁽²²⁾那样：他的英武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威施加于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存畏惧。

群体会随时反抗软弱的当权者，对强悍的当权者则会卑躬屈膝。如果强权时断时续，始终受极端情感支配的群体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奴颜婢色。

如果以为革命本能在群体中处于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群体的心理。群体的暴力倾向会给人造成这种假象，但其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群体不仅受无意识的强烈支配，同时也受世代沿袭制度的强烈影响，因而才会显得极端保守。对群体撒手不管，他们很快便厌倦混乱，本能地变成奴才。当波拿巴取缔各种自由，让人深切体会到他的铁腕时，最热烈地拥护他的正是那些最傲慢、最不羁的雅各宾派。

如果不充分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革命的历史。群体热衷于制度名称的更改，他们为了取得这种变革，有时甚至会采取暴力革命。然而，这些制度的本质却反映了种族世代相承的需要，因此群体始终会重返这种制度。群体始终变化的特性，也只作用于表层事物。其实，群体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正如所有原始人那样，他们对传统心存拜物教式的崇敬，对改变自己真实生活状态的所有新事物心存无意识的恐惧。如果在机械织机、蒸汽机和铁路发明之前，民主就已获得它现在具有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也可能不会实现，或至少要以不断的革命和杀戮为代价。在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发明完成之后，群体的力量才开始萌发，这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可谓幸事一件。

5. 群体的道德

如果我们将“道德”一词定义为对某些社会习俗的一贯尊重，以及对个人冲动的持续遏制，那么群体显然过于冲动和多变，很难有什么道德可言。但如果我们将一时出现的某些品质，如克己利人、尽忠职守、公正无私、自我牺牲、渴望公平等纳入这个术语之内，我们会说群体有时也会表现出极为高尚的道德。

研究群体的少数几位心理学家也只从群体的犯罪行为来加以审视。由于经常目睹这些行为，他们便认为群体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或许经常如此，但原因何在？只是因为原始时代残存的那种野蛮的破坏本能，它潜伏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孤立个体的生活中，要顺应这种本能十分危险；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因此可以确保免于受罚时，他便获得了放任本能的自由。由于无法向同类发泄这种破坏本能，我们只能将它发泄到动物身上。人们的捕猎热情和群体的残暴行为，二者其实有着同样的根源。一群人慢慢杀死毫无防卫的受害者，体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但对哲学家而言，几十个人成群结队，带猎犬追捕并肢解一只不幸的鹿并从中取乐，这也体现着类似的残忍。

虽说群体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它同样也能展现出尽忠职守、勇于牺牲、公正无私的行为，而且要比孤立的个体更为崇高。荣耀、名誉、宗教和爱国主义的感召对群体中的个人作用十分显著，甚至还会让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类似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志愿者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尽忠职守和公正无私的崇高精神，为自己也不甚明白的信仰、思想和言辞而英勇赴义的群体又何其之多！罢工的群体如此行事，更多的是为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满足增加微薄薪金的诉求。私人利益很少成为群体的主要动因，但它几乎是孤立个体的唯一动因。在诸多战争中，支配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这时常为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他们在战场上轻易就丢失性命，好似被猎人拿镜子催眠后捕杀的云雀。

即便是十足的坏蛋，一旦聚为群体，往往也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我们注意到，九月惨案⁽²³⁾的屠戮者把从死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委员会的办公桌上，而他们本来可以轻易将其据为己有。1848年法国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里宫⁽²⁴⁾时，四处挤满高喊的可怜群众，但是他们并没有染指那些令他们赞叹不已的物品，哪怕其中任何一件都能换来吃上许多天的面包。

群体对个体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尽管不是一种恒定的法则，却经常表现出来，甚至当情况不如我刚才引述的事例那么严重时，也可以看到这种作用。我前面说过，戏院的观众希望剧中的英雄具有夸张的美德。而且我们也经常发现，即便观众品质低劣，也往往在戏院表现得一本正经。就是寻欢作乐之徒、皮条客、地痞流氓，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轻松的交谈中，也经常变得细声细语，虽然按他们的习惯讲话也无伤大雅。

尽管群体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他们有时也为高尚的道德行为树立典范。如果公正无私、任由天命、献身于虚幻或真实的理想算是美德，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往往具备这种美德，而且达到的层次就连最贤明的哲人也难以企及。他们当然是无意识地在践行这些美德，然而这又何妨。如果群体不时进行思辨并关注他们的直接利益，那么任何文明都不会在我们的地球上诞生，而人类也不会有任何历史可言。

(1)　这里指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1837—1891），法国将领、政治领袖，曾任陆军将军，他曾鼓动复仇，导致普法战争失败。在离开军界从政后，他于1888年提出修改宪法、解散议会，得到反政府各派支持，全国很快掀起“布朗热主义”。1889年1月27日，在竞选巴黎长官时，他得票很高，击败对手。共和国议会担心他上台后篡夺政权，于是以阴谋颠覆国家罪起诉他。逃亡比利时和英国后，他于1891年9月在布鲁塞尔自杀身亡。——译者

(2)　这里指1870年的普法战争，其主要原因是法国大使与普鲁士国王商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并初步达成协议，而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却发表了有辱法国大使的言辞和一份充满挑衅意味的电报。法国民众对此异常愤怒，国王拿破仑三世于是在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译者

(3)　这里指1885年法军先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被清军将领冯子材击败，后又在越南谅山（Langson）受困失利，进而导致法国总理茹费理（Jules Ferry，1832—1893）引咎辞职。——译者

(4)　喀土穆（Kartoum），非洲国家苏丹的首都，于1884年被英国人占领。马赫迪起义军于1885年1月26日夺取了该城，还杀死了英国总督戈登。——译者

(5)　经历过巴黎围困的人们就目睹过诸多事例，其中群体对子虚乌有的事情盲目轻信。顶楼上点燃的蜡烛，立刻就被视为向围攻者发出的信号。但是只要稍加考虑就会明白，在数里开外根本不可能看到蜡烛的光线。

(6)　圣乔治（Saint George，260—303），古罗马骑兵军官，因反对迫害基督徒被杀，于494年被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封圣。——译者

(7)　德福塞（Joseph Romain-Desfossés，1798—1864），法国海军军官、政客，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曾任上将、部长、议员等职。——译者

(8)　戴维（S. John Davey，1863—1890），英国魔术师、心灵研究协会（SPR）成员，曾于1887年与友人理查德·霍奇森（Richard Hodgson）发文揭露通灵人威廉·埃格林顿（William Eglinton）的骗术。——译者

(9)　《心理学年鉴》（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法国心理学杂志，强调事实观察而非理论构建，曾于1891—1919年在巴黎刊行，此处的报道载于1894年。——译者

(10)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生物学家，他提出的自然选择进化学说对于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很有启发。——译者

(11)　《闪电报》（Eclair），1895年4月21日。

(12)　1870年9月1日，普军和法军在法国东北部城市色当开战，拿破仑三世及其麾下的多名军官被普军俘虏，由此导致了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利，以法军战败结束。——译者

(13)　此处指吴士礼所著《拿破仑的衰败》（The Decline and Fall of Napoleon，1895）。——译者

(14)　吴士礼（Garnet Joseph Wolseley，1833—1913），英国陆军将领，1860年曾随英法远征军侵华，后任陆军元帅。——译者

(15)　我们能知道一场战役确切的经过吗？对此我深表怀疑。我们知道谁是胜利者、谁是战败者，大概仅此而已。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德哈考特先生对于索尔费里诺战役的讲述，可能也适用于一切战役：“将军们（自然依据几百名目击者的线索）提交正式纪要；勤务官对此加以修改，并撰写最终报告；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并根据新线索重写；送到元帅那里，他看后大叫‘你们全搞错了’，于是又以新版本代替。原始报告中的内容已所剩无几。”德哈考特讲述此事是要证明，即使是印象最深刻、观察最充分的事件，人们也无法弄清当中的真相。

(16)　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主神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译者

(17)　穆罕默德（Mahomet，即Muhammad，570—632），伊斯兰教领袖，被穆斯林奉为“先知”，对《古兰经》的传世和阿拉伯半岛的统一贡献巨大。——译者

(18)　圣德肋撒（Sainte Thérèse，1873—1897），法国天主教加尔默罗会修女，一生短暂而虔诚，患肺结核病逝，著有记述其心灵成长的书信散文集《灵魂经历》（1898）。——译者

(19)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何有时被所有剧院经理拒绝的作品，在偶然上演后竟会大获成功。大家都知道科佩［Francois Coppee（1842—1908），法国诗人、作家，著有剧作《过客》（1869）和诗集《卑微者》（1872）等。——译者］的《为了王冠》最近取得了成功，尽管作者很有名望，但这部剧在过去十年却始终被一线剧院的经理拒之门外。《查理的姑妈》［英国剧作家布兰登·托马斯（Brandon Thomas，1848—1914）于1892年创作的三幕剧。——译者］起先被所有剧院拒绝，最终由一位证券经纪人出资上演，之后在法国竟连演二百场、在英国一千多场。若非上述有关剧院经理在心理上无法替代民众的解释，这些既有能力又想谋利的个体为避免犯错而出现这样的判断失误，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针对这个主题，这里我就不再深入展开分析，但它尤其值得类似萨尔塞［Francisque Sarcey，1827—1899，法国剧作家、心理学家。——译者］那样既懂戏剧又深谙心理的人去探究一番。

(20)　塔尔德（Jean-Gabriel Tarde，1843—1904），法国法学家、社会学家，著有《比较犯罪论》（1886）、《社会刑事研究》（1892）等。——译者

(21)　法国大革命早期的激进党派，主要以罗伯斯比尔、丹东、圣茹斯特为领袖。1793年6月，在推翻吉伦特派后，通过救国委员会实施专政。后来，随着丹东等人被罗伯斯比尔处决后，党派内部矛盾日益尖锐。1794年7月，热月政变结束了该派的统治。——译者

(22)　恺撒（Jules César, BC 102—BC 44），罗马政治家、军事统帅，历任财务官、祭司长、大法官、独裁官等。公元前44年，遭到布鲁图（Brutus）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遇刺之后，其甥孙屋大维·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建立罗马帝国。——译者

(23)　1792年9月，巴黎的群众冲入监狱杀死大量囚禁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史称“九月惨案”。——译者

(24)　1559年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去世后，由王后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下令建造的宫殿，位于塞纳河右岸，于1871年被焚毁。——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