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西安高腔：浙江戏韵中的珍贵非遗

西安高腔形成于浙江衢州（而非陕西西安），是因衢州古称西安而得名的，曾以衢州为中心，流传于浙江的温州、金华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

衢州，位于浙江省西部，南接福建南平，西连江西上饶、景德镇，北邻安徽黄山，东与浙江金华、丽水、杭州三市相交，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衢州文脉绵延流长，以“南孔圣地·衢州有礼”为城市品牌，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山水美城。衢州所邻地区分别有各自独特的戏曲艺术，也为西安高腔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与环境。

西安高腔是在弋阳腔影响下形成的地方戏，最迟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其发展历程曲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6]一是萌芽发展期。明初，江西弋阳腔和本省海盐腔流入衢州，受此二者影响形成了西安高腔。二是繁荣鼎盛期。明末清初，西安高腔进入繁荣期，清道光年间达到顶峰。三是衰落保护期。“道光时，因昆腔、乱弹兴起而受到冲击，不得不与之合班演出，称作‘衢州三合班’，又名‘正三合’。道光后，‘衢州三合班’有10多个，太平天国时减为六七个，光绪年间剩下4个，民国初年仅为3个。1940年，日寇入侵衢州，最后一个班社‘郑荣春’班解散。”^[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对西安高腔进行了抢救，整理、保存了相关资料。如对西安高腔的老艺人进行了调查与采访，收集与保存了一批珍贵资料，等等。

从声腔上而言，江西弋阳腔在流入衢州后，与当地民俗风情、民间音乐及流入衢州的海盐腔融为一体，形成了衢州西安高腔，其腔调略低于弋阳腔。老艺人仍称为“弋阳腔”，仍保持着“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其节以鼓，其声喧”的特征。^[8]西安高腔原来仅以锣鼓伴奏，清道光后与昆腔、乱弹合班演出，受昆山腔和乱弹腔的影响，在保留原音乐特征的前提下加入管弦、昆笛、板胡、提胡等乐器，也有了简单过门。现存的西安高腔唱腔上“大吼大叫”，表演上“大蹦大跳”，舞美上“大红大绿”，乐器上“大鼓大号”，乡土气息浓厚，在剧目、行头、唱法、行当体制、演出程序等方面基本上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南戏的风貌，对南戏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9]西安高腔具有浓厚的艺术个性，具有较强的表现力。

西安高腔古老浑朴，有《槐荫树》《合珠记》《芦花絮》等一批传统剧目。西安高腔曲词通俗，在民间广为流传，人物形象，剧情生动。西安高腔的民间色彩使其“在艺术表现中就有了很大灵活性。能吸收来自各个方面的艺术和技术来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力，不断突破和改变其原来的演出结构和表演形式，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在继承南戏及明代戏曲的歌唱、念诵等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的表演特色”^[10]。在《槐荫树》的“槐荫分别”中，董永与七仙女难舍难分，董永苦楚地喊“娘子……娘子……”等表演充分表现出其难以接受与爱人分别之状，而七仙女的无奈与痛苦也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以独有的表演特色引发观众的共鸣，令人赞叹不已。

在今天这个多元文化并存、价值观并存的时代，那些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资源正是我们扎根于历史积淀下来的人文富矿。2006年西安高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项目编号Ⅳ-7，保护单位为衢州市西安高腔传习所。

【注释】

[1]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85页。

[2]《浙江省普查结果：18个剧种56个戏曲非遗》，新华网，http：//www.zj.xinhuanet.com/zjnews/20170528/3716512_c.html。(https://www.xing528.com)

[3]潘建英：《戏曲界的活化石：松阳高腔》，《浙江档案》2013年第12期。

[4]《高腔（松阳高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www.ihchina.cn/Article/Index/detail？id=13150。

[5]王建武：《非遗保护与松阳高腔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64页。

[6]王建武：《非遗保护与松阳高腔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

[7]王建武：《非遗保护与松阳高腔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5页。

[8]齐宝英：《衢州西安高腔》，《浙江档案》2007年第9期。

[9]《高腔（西安高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www.ihchina.cn/Article/Index/detail？id=13149。

[10]汪家惠、邵建伟、徐宏图：《衢州西安高腔》，浙江摄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