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只到县这一层级，县以下实行乡绅主导的地方自治。公社化运动时，实现政社合一，国家将权力的触角直接延伸到基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委员仍然承担着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征收农业税以及维护水利灌溉设施等职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集体在村民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从90年代开始，浙江各地出现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例如海宁的皮革、永康的五金、诸暨的袜业、萧山的化纤等，这些地方产业大多以私营企业为主，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村庄只是村民生活的居所，老年人在村里从事农业生产，照看小孩，为家人提供“后勤供给”。在此情况下，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村集体以外，大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从外边赚取更高的经济收益。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集体承担的组织农业生产职能就已有所淡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村集体承担的经济生产的职能进一步弱化，村民的生活重心也不再是村里的农业生产。
随着村民生活重心的转移，村集体的向心力逐步减弱，村民对村集体的公共事务明显淡漠，不管村委员会做出怎样的决议，都不置可否，但对其内心认可度显然不高。“政治冷漠，简单说就是政治不参与，指公民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某项政治活动，即对政治活动的心理接受程度较低。”[7]这样的政治淡漠导致村民不愿意参与村集体决议，没有认真对待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回避的同时深怀抵触，村集体的公共协商机制严重缺失。村委会所履行的职能中，更多的是在乡镇政府的领导下，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向上负责，难以有效开展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缺乏了村民的广泛参与性，其自治功能也在不自觉间逐步萎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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