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村头甲是乡规民约的实际执行者
清乾隆六年（1741年），官方在龙脊设“塘”，由清官员管辖统治，龙脊十三寨壮族联盟为“团”，承认民间“团”组织，[21]团设“头人”，由十三寨推选之，但十三寨中各村都还有各自的乡甲头人，他们在调解民间纠纷，处理民间案件时拥有很大的权力，是乡规民约的实际执行者。凡民间纠纷，均先由头人排解，不允许群众私自告官，只有头甲无法解决才能由头人“带告”，由官府究治。如《龙胜南团永禁章程》规定，倘遇口角细故，经明头甲排解，不得借端妄索，又不准请监中理论，如理情不遂，使计唆讼，送官究治。如遇旱年，不得强夺取水，滋事生端，且听头甲理论，如不遵者，头甲禀明，呈官究治。田土、风水、婚姻之事，以凭中证、媒人、村老排解，毋得串唆私贿，如果不息，经鸣头甲方带告讯究，不得抗违。[22]
《龙胜柒团禁约简记》也规定，婚姻、坟基争端之事，宜行息事解纷，经鸣头甲公断，如有不遵者，宜由头甲带告送官究治；村中口角之事，宜行理论解释，以大化小，以小化无，如有不息，鸣头甲公断。还规定，如有人财物被盗，失主可以报村中头甲后到各家搜寻，凡是不遵守《禁约简记》规定的，由村中头甲予以惩罚。[23]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龙胜《潘内杨梅屯约碑》也规定，议地方遇有大小事务，准请头甲及公举之老人，再三理论或判决不清，方可兴讼。乡规民约要求遇事先经乡甲头人调解，调解不成才可报官的规定与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诉乎”的“无讼”理想社会的追求相一致。如果未经头人处理，“不由分论而擅词讼控者，地方合具公呈”，由地方乡甲头人共同报官，要求处理。[24]
潘日昌案中村中头人接到举报后便行使调查的权力，并向龙脊十三寨头人团禀文要求处理，十三寨头人可召开会议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和公议讨论。乡甲头人在排解矛盾纠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们是乡规民约的实际执行人，在一般纠纷处理中不仅可以行使调解权，还可以行使审讯和裁决的权力，十三寨头人们在潘日昌案中实际上行使的是民间司法治权，他们可生杀予夺，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拥有很大的权力。
乡甲头人的这种权力是乡规民约得到遵守与执行的必要保证，其惩罚手段包括罚款、肉刑、革逐、甚至是活埋或沉塘等死刑。光绪年间，龙脊十三寨曾召开每户一成年人为代表的十三寨群众大会，判处大惯偷、大匪犯潘仁星以“活埋”极刑。[25]正如哈维兰所说的，在小规模的社区，习惯法“非正式的裁处可能比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惩罚更为严厉”。[26]这些规定和事例都表明，乡甲头人是多数民间纠纷的解调人，也是乡规民约的执行人和守护者。(www.xing528.com)
2.国家法是乡规民约的最后威慑
关于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谢晖教授将乡规民约分为广狭二义，认为狭义的乡规民约是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帮助、指导”下，由乡民们“自觉地”建立的相互交往的规则，是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合作和互动的产物，既不是官方单向度的命令，也不是民间纯粹自治地决定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乡民社会受官方制约的客观事实，是官方借民间的力量以管理乡民社会的方式。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家族法和习惯法等“乡规民约”是在乡民社会中内生的，而由政府主导所制定的“狭义的乡规民约”则是由外生而转向内生的。[27]
如果按谢晖所划分的狭义乡规民约，清末龙脊形式上的乡规民约也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由村民们呈请并经官府修改核定的“章程”，这一类的章程由于经过官府的核定，由明显带有官方意志，如《龙胜南团永禁章程》由广西桂林府正堂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据壮民贲良金等的呈请而批给示外。[28]另一份《龙胜南团永禁章程》则是龙胜理苗分府于同治二年（1863年），根据龙脊村民上呈的条规事项进行删改核定的关于门牌、土地买卖、佃种土地、取水、婚姻等事项的规约。[29]
另外一类如龙脊《众寨公议地方禁章合同书》《黄乐寨地方公议合同书》《龙胜柒团禁约简记》等则是由各寨之间自行制定的规约。这些规约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对国法王权的尊重，如《龙胜柒团禁约简记》中载：朝廷有律法，乡党立禁约，此民条之至重，乃王政之首务也。自禁之后，各宜恪守，兢遵国朝典章。《黄乐寨地方公议合同书》亦载：各奉上宪示禁王章款牌，今吾各寨皈伏。实质上，这些乡规民约遵守“天理人情国法”的逻辑顺序，几乎所有的乡规民约都以国法为最后屏障，将国法王权作为最后威慑，具体体现在乡规民约的条文都表明但凡违反某一条款，最严重的后果是“送官究治”。如《龙胜柒团禁约简记》规定：禁滋事生端、滋索勒逼，如有不遵者，送官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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