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中的权力结构-民间法

民间权力在民间信仰领域之所以体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与民间权力自身所拥有的合理结构具有重要关系。

首先，民间权力为民间信仰主体提供了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民间信仰主体包括三大类：信仰组织者、信众和信仰对象。信仰组织者有时与信众合一，信仰组织者本人也是信众，但有时也分离。比如，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共同策划的“鱼腹帛书”和“篝火狐鸣”，就是利用同行民夫的民间信仰树立自己能“建功立业”的威望。作为组织者的陈胜吴广不会相信两个所谓的通灵事件，但是整个起义过程中，作为信众的士卒却深信不疑。在这个案例中，民间信仰组织者和信仰对象却巧妙地合为一体，信仰对象就是狐鸣之“大楚兴，陈胜王”中的陈胜。陈胜不但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未来之王，更是一名有胆有识、组织能力强、勇武务必的英雄人物。因此，在这个短暂的民间信仰事件中，“组织者——陈胜、吴广”“信众——士卒”和“信仰对象——陈胜”三个角色之间能够比较好地沟通交流，组织者利用智慧和民夫（后来的士卒）的民间信仰习惯搭建了“陈胜王”这个信仰平台，组织者和信仰对象利用神秘的灵异事件奠定了在信众中的崇高威望，信众所有的困难和疑问信仰对象都能够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以巩固自己作为信仰对象的崇高地位。当然，如祖先崇拜、“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等等，虽然在信仰平台的互动关系中各有特点和侧重，但是原理都是相同的，各类信仰主体都能够通过“祭拜仪式”“经验陈述”和“知识记述”等形式进行有效的精神世界的沟通和交流。

其次，民间信仰中的民间权力具有一个内部权力制衡机制。民间信仰中的民间权力内部制衡机制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信仰对象与信仰组织者的实体合一，但扮演不同角色不同，两者共同构成民间权力主体来应对民间权力的对象，也就是信众。信众接受民间权力的强制并不是毫无条件的，一方面需要信众接受和确信民间信仰对象，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这种信仰的可靠性。这就需要信仰对象和信仰组织者不断通过灵异事件或者实践经验检验这种信仰的可靠性，巩固信众对信仰对象（实际上就是信仰组织者）的忠诚度。二是信仰对象与组织者分离，比如“灶神”信仰中，“灶神”是信仰对象，家长是“灶神”信仰的组织者，家庭成员是“灶神”信仰的信众。“灶神”神威的灵验需要组织者不断地阐释，通过阐释“灶神”神威固化家庭成员对“灶神”的信仰，进而进一步巩固作为组织者家长的家庭权威地位。所以，此时家长权威这种民间权力与信仰对象的强制力就形成了相互制衡关系。为了深化信众对“灶神”神威的深信不疑，道家还为“灶神”制造了一个权力监督人：“三尸神”。位于人体内的“三尸神”每到“庚申日”就趁“宿主”（也就是“三尸神”的寄宿的人）酣睡之时，升入仙界禀报玉皇大帝宿主的“罪错”^[18]，而“灶神”只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才升天汇报。这样，“三尸神”就成为“灶神”履职的监督者。三是只有信仰对象和信众的民间信仰。比如，在“路神”“树神”“土地爷爷”等“非家居神”的民间信仰中，只有信仰对象和信众，民间权力如何形成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呢？其实，任何一种鬼神崇拜都存在着组织者，只是“非家居神”信仰的组织者不是固定人物，而是临时客串型人物。在一个森林伐木场景中，动刀动斧之前总会有一名经验丰富的长者主持，哪怕是极其简单的祭拜“树神”的仪式，这名仪式主持者就客串了民间信仰组织者的角色。甚至在一个连临时客串人都没有的民间信仰场景中，信众也是依靠记忆搜寻出谁谁曾经告诉自己祭拜神灵的重要性。在第三种情况中，民间权力的制衡机制显得不明显，但是无论是临时客串的组织者的权威，还是记忆中的经验传授者的权威，都在无形中与信仰对象的权威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权力关系。(www.xing528.com)

最后，民间信仰中的民间权力具有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良性机制。民间信仰中的民间权力不仅存在着内部权力制衡机制，还存在着外部的与国家权力的互动机制。这种良性的互动机制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能够弥补国家权力在民间社会信仰领域的许多空缺与不足。我国的宗教信仰受到法律政策、历史传承和民间习惯的影响，在民间社会还存在着许多信仰的真空地带，具有地域性、传统性和广泛性的民间信仰成为弥补信仰真空地带的最好选择。另外，民间信仰的教化影响力对于民间社会的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经济建设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信仰搭台，经济唱戏’，民间信仰成为促进各地经济对外联系的平台之一。”敬畏、感恩、有度、为忠、为善、为孝、惩恶以及与自然、植物、动物和谐相处的总体精神目标和理念，与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