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权威的建构及其实现

民间信仰是一种具有一定强制性和教化力的民间权力，我们可以说，从逻辑上看，民间权力是构建民间信仰权威的基础，就像血液在人体循环成为人体生命的重要基础一样。

首先，民间权力具有一定强制性。与国家权力相比，民间权力的强制性不是体现为监狱、警察和军队，而是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内心强制。民间权力对人的强制力往往是通过“接受—信任—自我约束”完成的。比如，直到今天，自然崇拜在民间信仰中还占据一席之地，无论是开山修路时祭拜山神、森林伐木时祭拜树神，还是过河搭桥时祭奠河神、开荒种地祭奠土地神等等，都是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人们从对各路神的接受、确信到支配自己行为的有意识活动。二是民间信仰制度中的权威主体对信众的强制力。一般表现为家族长对家庭成员行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表现为民间组织如会馆对馆员行为选择的强制力；^[15]有时也表现为与民间信仰有一定关联的巫师、魔法师、占卜士、风水师、卦士等职业民间术士对他人行为的强制。三是运用“来世报”“一报还一报”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谶语实施的信仰性惩罚。四是民间信仰有时表现为借重国家权力实施的外在行为强制。

其次，民间权力具有教化性。教化是教育感化，强调教育中的感情影响、榜样引领和环境影响的作用。与国家权力对人的作用相比，民间权力更加讲求教育对象的接受性和内心服从，强调教育过程的感化和教育效果的实效，民间权力的这些特点恰恰符合信仰确立的要求。比如，民间信仰中的“一报还一报”谶语就不可能在国家权力场景中得以呈现，但却具有较强的民间权力的教化功能。“‘一报还一报’（tit-for-tat），即以牙还牙和报李投桃，是反复互动的合理结果，也是圣经道德的基础，更是人类社会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16](www.xing528.com)

再次，民间权力不仅具有权力的刚性，更显示出权力的柔性。民间权力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就是其柔性的最好表达。比如，从原始社会开始，作为民间信仰的祖先崇拜就成为动员族群应对自然和对付敌人的重要力量，直到今天，如孔姓、孟姓等名门家谱还得以传承延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种民间权力的家谱，不仅承载了家族的辉煌，更能成为动员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家族成员的力量。所以，文文弱弱的家谱、柔声细语的咒语谶语都会成为柔中带刚的强制力。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前20年的民间信仰所展示出来的生命力可以窥斑见豹：“民间信仰毕竟已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数千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让农民完全放弃民间信仰。一些信徒偷偷地搭建简易神龛，求神拜佛。那时候，虽然无钱也无处买到纸钱与香烛，但信仰活动仍在农村滋长，农民从默默求神念佛到偷偷摸摸地举行简单的仪式：白纸代替纸钱，油灯代替蜡烛，三根筷子成了供香。就这样，民间信仰断断续续地延续着。”^[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