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社会思潮对激励哲学的影响

不同的激励哲学思想（体现为理论假设）引发不同的管理政策，并得到不同的预期结果。从这三个发展阶段看，激励理论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表现在对受激者的重视和尊重程度越来越强。这与管理理论人性假设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的进步是一致的。

西方激励理论发展三阶段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前提假设的不同。这些前提假设的变化则反映出其哲学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激励理论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哲学基础必然会受到当时时代哲学思想（尤其是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会随着社会哲学思潮的发展而发展。

作为西方激励哲学基础的社会思潮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西方激励理论是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刚刚经历了以树立人文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人类思想的解放、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器大工业的产生。与此同时，劳动分工使机器代替人力成为可能，并迅速以强有力的竞争力击败了作坊式的工厂手工业，成为社会经济生产的主要方式。由此，雇佣关系和代理制成为人们社会关系中的主要方式。

组织激励的出现源于代理制。工场手工业时期，资产所有者就是经营者，几乎没有劳动分工，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比市场交易很不活跃，人还没有被当作像物一样的生产资料。但机器大生产改变了这一切。机器使劳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商品成本大幅下降，商品输出为工厂主带来大量利润，全国性的商品市场形成，雇佣工人开始成为像物一样的生产资料。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的论述系统陈述了这一时期激励理论的主要经济及哲学基础。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斯密从人的本性——利己动机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是人的一切经济行为的动机。第二、劳动价值论的提出。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首次明确提出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第三、“看不见的手”。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说明经济的发展由市场来引导，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这实质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到经济领域，认为通过自由竞争实施优胜劣汰——强者胜出，弱者淘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通过个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总体经济利益最大化。

斯密的开创性论述至今仍是西方经济和管理理论（当然也包括激励理论）的哲学基础：经济人假设——经济、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二）二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西方哲学认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并认为主体与客体相区分是认识发生的前提[107]。在委托—代理关系确定的情况下，施激与受激的关系自然确定。

西方激励理论在激励主体及主客体关系上的基本假设是二元论的。这种二元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根源。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W.Russell）曾对这种根源进行过分析。罗素认为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经基督教哲学（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112]。这导致西方的思维模式从轴心时代的柏拉图起就是以“主—客”（即“心—物”或“天—人”）二分立论的^[4]。

因此，在西方激励理论中，委托人（或管理关系中的上级）是施激者，是激励关系中的主体。代理人（或管理关系中的下属）是受激者，是激励关系中的客体。当然，委托人和代理人都不是天生的，在委托人和代理人身份如何确定问题上，西方遵从自由竞争原则，实质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竞争中胜出的，获得财富，成为委托人；在竞争中失败的，失去财富，成为出卖劳动力的代理者。竞争时时发生，一个人的地位也可能不断改变。(www.xing528.com)

（三）享乐主义、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

在对“人为什么会被激励？”问题的回答中，对西方影响最大的是享乐主义（Hedonism，又称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与边沁由功利主义的伦理理论出发提出了享乐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享乐主义也被称为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认为享乐是人类最重要的追求，人所有行为都可被一个人产生的享受与痛楚所决定。享乐主义认为个体倾向于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假设个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种意识，并据此做出决策或行为选择。享乐主义由此假设人们在理论上可以理性思考各种可能的行为，从而使自己的决策或行为选择的正面结果（享受）最大化，负面结果（痛楚）最小化。

行为主义给“如何激励？”问题提供了最直接和目前最被广为接受的依据。

行为主义是对西方激励理论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激励理论中著名的强化理论就是由新行为主义创始人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提出的。

早期的行为主义由约翰·华生（John B.Watson）20世纪初创立。华生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行为是经过学习而获得的，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更改、增加或消除。华生认为明确了环境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就能根据刺激预知反应，或根据反应推断刺激，达到预测并控制动物和人的行为的目的。行为就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刺激的各种躯体反应的组合，有的表现在外部，有的隐藏在内部。

20世纪30年代，以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为代表的学者修正了华生的极端观点，提出了新行为主义理论。斯金纳在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基础上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他设计了经典的“斯金纳箱”试验，用小白鼠验证了操作性条件反射（或工具性条件作用）。试验中的食物是强化物，用强化物增加某种行为频率的过程称为强化。新行为主义者认为强化训练是解释机体学习过程的主要机制，并发展了一套与早期行为主义不同的行为主义哲学——基本教义派行为主义（Radical Behaviorism）。

除了功利主义和行为主义，实用主义也对激励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用主义（Pragmatism）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是19世纪末以来对美国社会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113]：175。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实用主义进行了说明。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论。它的真理论实际是一种不可知论。它认为，认识来源于经验，人们所能认识的，只限于经验。至于经验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那是不可知的，也不必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人们总是不能走出经验范围之外而有什么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经验。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对于复杂的经验解释得通。如果解释得通，它就是真理，是对于我们有用。有用就是真理。所谓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114]：179。

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主张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取效果当作最高目标[113]：176。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原则，是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

实用主义曾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世界观的典型。因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哲学与以追逐私利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关于生活、实践、信念、真理、效果等方面的理论很容易被用来论证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113]：176。西方激励理论大多出现于美国，因此实用主义对激励理论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