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方式不足的认识及其改进

由于在激励目的和激励主客体关系认识上的不足，西方激励哲学在“如何激励？”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激励评价标准制定不民主、不公平、过于偏重物质刺激和过于偏重外部激励等的不足。

（一）评价标准制定不民主、不公正

一般情况下，施激方在激励指标的确定和对受激者的评价过程中具有绝对强势的地位。这使激励评价指标的制定权基本掌握在施激方手中，受激者一般没有参加标准制定的权利，只能被动接受。这很容易导致评价标准对受激者的不公正。而且即使不公正，施激方仍能利用强势地位使其生效。但我们知道，每个人在人性、人权、人的主体性上是平等的。如果人的这种平等性被强制剥夺，人就会极力反抗，激励怪圈和激励综合症就产生了。

（二）过分偏重物质刺激

西方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人类生产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越来越强。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权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人自身的重要性从被忽视到被无限放大，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人类在生产力大幅增长的同时，欲望膨胀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于是物质越来越多，刺激着人的欲望越来越大。在解决欲望的无限性与人类生产能力有限性的矛盾问题时，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和管理理论更多强调创新和创造，即，立足于增加生产力，而没有从节制欲望的视角来考虑。于是欲望成了人类行为的动力源，成了牵动人类社会的主要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激励理论必然也受其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逻辑大行其道。

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不但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在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后，精神需求就成了主导需求。从西方激励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强调满足受激者精神需求的重要性。可在激励实践中，物质激励仍然占据霸权地位。原因可能如科恩指出的：解决问题需要人们竭尽所能，这需要时间、努力、心思、耐心和才能。但用奖金来引诱雇员却不需要这些。在很多工作场所，刺激方案替代了管理：工资和表现挂钩，其他的就万事大吉了[15]：14。

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现实中人不是仅仅受物质刺激驱动的，于是有了“社会人”假设。之后激励理论虽有改善，但其偏重物质刺激的主体并没有改变，只不过给其穿上了一件看起来很美的软外衣。

（三）过于偏重外部激励

偏重物质刺激必然导致对外部激励方式的偏重。这种偏重导致的问题是工作场所的外部激励会降低工作本身对人的激励（工作内容本身的内在激励），产生外部激励对内在激励的挤出效应。

大多数学者和研究结果认为外部激励对内在激励存在挤出效应。Rummel和Feinberg[99]、Wiersma[100]、Tang和Hall[101]、Fehr、Gächter和Kirchsteiger[102，103]、Deci、Koestner和Ryan[104]等学者都通过实证或实验证实了对于有趣的任务，外在报酬对内在激励的破坏作用是高度显著的，特别是在实验受试者有受到控制的感觉及存在非预期的外在报酬时，这种挤出效应更为强烈。

综上所述，西方激励哲学存在的不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人性认识上的片面

如何认识人性、对人性的假设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石，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始假设。如果对人性的认识是错误的，其后续的相关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正确[51]：49。

西方激励哲学以经济人为基本假设，将每个人视为理性的自利人。但现实中人性的表现并没有那么糟。在很多行业或企业中，施激者充分信任受激者，双方共享企业发展中的收益，没有用各种所谓的机制和制度“监督和控制”受激者，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如我国的餐饮企业海底捞，对普通员工充分信任和授权，用心帮助员工用双手改变和创造命运。用黄铁鹰的话说是“把人当人看”[33]，在不考核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取得了其他餐饮企业无法超越的经济效益。直销行业中管理人员对下属的支持、帮助力度，销售人员的敬业度都让人惊叹。

西方激励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模式阶段、人际关系模式阶段和人力资源模式阶段。区分每一种模式的核心维度是其对人性的假设。波特在说明为何将第三阶段命名为人力资源模式时说：“因其（人际关系模式）对工作中人类行为过于简单和不完整的陈述……麦格雷戈的‘Y理论’、利克特的‘系统4’、沙因的‘复杂人’、迈尔斯的‘人力资源模式’被提出。因为最后一个术语对这些新观点固有思想描述的较多，因而使用人力资源模式”[5]：15。这说明西方激励理论在认识人性和对人性的假设上是不断调整和发展变化的。

西方人力资源模式对人性的假设是否正确？齐善鸿教授认为西方管理理论在人性研究中，在取得了很多成果和进展的同时，也犯了低级归纳错误、静态认知错误、现实反推错误、不可知论倾向的错误和过度推论错误[51]：51-52。

西方人力资源模式假设还具有不可知论的错误倾向。在经过了前两个阶段低级归纳错误之后，当研究者看到人的行为复杂多变而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时，就从低级而片面的认识错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实在太复杂，说不清楚”，于是用“复杂人”进行概括。这种人性假设有不可知论的倾向，是有违科学精神的。(www.xing528.com)

西方激励理论及其哲学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不全面、不系统的不足。

2.激励目的上的片面和偏执

在西方激励哲学中，施激者激励受激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通过激励提高受激者的工作效率或敬业度，最终使施激者的收益最大化。这表面上是由市场经济规则决定的，深层次则是由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决定的。

辩证地看，这种认识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片面和偏执的一面。万俊人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万俊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的“知识（技术）的社会优先性”和“经济中心”性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不难证明的，因为作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被实践证明是最先进、有效的。这是因为它对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平等要求及其自由竞争提供了优越的经济活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开辟和调动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创造性资源和社会潜力，能从宏观上通过市场化的经济机制（价格机制等）实现资源高效合理的配置[105]：10。它不仅通过自由平等竞争的劳动市场机制（劳动分工、工资等）使社会生产中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且也通过诸如市场供应与需求、市场价格体系与平均利润率等有效机制，使社会生产要素或资源得到较佳配置和利用。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则在价值效率、市场分配正义、较充分的行为交往和利益共享的正当合理性从根本上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的丛林法则，有其非人性的一面。人天生就有差异，有些差异（如先天疾病、突发灾难等）使一些个体根本无法参与到竞争中。这时，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淘汰弱者，这在人类文明社会中显然是无法被接受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突然间成为这样的弱者。另外，仅用经济指标来要求人有其明显的片面性。人是一个系统，在经济竞争中的能力只是其能力之一。市场经济只对人的经济能力提出要求，而忽视了对人其他能力的要求。这种将对系统中的主要要素的要求扩大化到对整个系统要求的简化思路很难证明其合法性，虽然从目前看其有效性已得到了证明！万俊人在证明了市场经济原则的正当合法性后也论证了这一点。市场经济的“市场分配公正”只是原初的、有局限的。市场调节作为“第一次分配”的作用只限于交易性领域，而不能适用于非交易性领域[105]。市场公正本身虽然具有其客观普遍性，但并不能完全确保市场中的“经济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公平。市场经济价值效率、市场分配正义、较充分的行为交往和利益共享等性质是在某种理想化的意义上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市场失灵——经济危机时）不但不能实现，还可能走向其反面（将牛奶倒入大海以维持价格）。“生产高效与生产过剩仅一步之遥”。另外，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完全脱离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更不可能完全自发进行，它需要有必要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105]：15。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规则既可以是激活经济效率之源，创造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可能成为经济之殇，造成资源和财富的巨大浪费；既有理论上的公正属性，也导致日益扩大的弱肉强食和贫富差距。对效率增长的片面追求，对经济利益的偏执崇拜，在创造了经济和发展奇迹的同时，无法满足全人类的全部追求。

3.激励主客体关系上的二元分裂和对立

前文已分析了西方激励理论在激励主客体关系上的二元分立的哲学根源。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哲学家也开始对西方的二元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如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就观点鲜明地批评了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认知者和被知者、知识与对象、观念与事物的二元论，在怀特海看来正是近代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弊端。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论述到：“全部近代哲学都是围绕着如何根据主词和谓词、实体和性质、殊相和共相而描述世界的困难为转移的。其结果永远与我们的直接经验相抵触”[106]：89。怀特海认为这种传统哲学只能把我们引到某种孤立的实体之中，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

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认为主体与客体相区分是认识发生的前提。怀特海则认为认识论问题和实在论问题若相互孤立起来，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解决。因此，他试图用摄入概念来消解这种二元对立[107]。

激励主客体关系的二元分裂，加上激励目的的片面和偏执导致了激励主客体关系的对立和冲突。

4.激励方法上的行为主义倾向和单边性

由于西方激励哲学在激励目的和激励主客体关系认识上的不足，导致了激励理论在方法上的单边性和行为主义倾向。单边性是指在激励方式和内容的选择与确定上，基本上由施激方确定，受激者不能或很少参与其中。行为主义倾向是指其主要用物质刺激作为激励物，以此塑造受激者的行为。对于激励方式的单边性，前文已有论述，此处重点论述激励方式行为主义倾向的不足。

艾尔菲·科恩（Alfie Kohn）在《奖励的惩罚》一书中对斯金纳理论框架下的行为主义进行了猛烈地抨击。科恩认为行为主义已被人们广为接受，达到不能察觉的地步，其影响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感觉是简单的常识，反对观点不再得到回应，甚至压根就没有人再提出异议。[15]：5科恩认为奖品本身无可厚非，奖励在一些情况下也是无害的，在另一些情况下也是不可或缺的。问题在于为了达到控制他人行为，取他们所欲之物，符合条件再予之这种惯常的做法才是问题的症结[15]：6。因此，他力辩此种教条（指行为主义）有着极其错误的方面，认为其假设误导人，产生的做法既在本质上令人反感，又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5.静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无法全面反映人的动态发展性

西方激励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遵循西方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实证研究。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能够成为主流范式是因为其科学性和学术竞争力。但实证范式也并非完美无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实证研究的“话语霸权”[108]。虽然在与形而上学的竞争中胜出，并取得主流学术范式的地位，但实证范式本身仍有不足，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实证研究遵循定义两个变量（构念），然后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通过观察或控制自变量，来发现因变量的变化规律，从而找出两个变量之间关系（主要是因果关系）的规范本身无法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简化假设下的结论如何还原回现实条件，并指导现实实践？对社会研究来说是一个难题和挑战。二是实证研究一般是在静态下进行，可社会生活是时时变化的。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人或群体，其性质也是时时变化而不确定的。那么如何将静态的结论调整适用于真实的动态场景？

从激励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西方激励理论适合传统情景与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美国文化提倡个人主义和男性主义，因此西方激励理论更适用于倡导个人主义和男性主义的文化背景。正如罗宾斯教授所说：这些美国人研究的（在美国文化下）用于美国人的理论成果如何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做不同的思考。

人是动态变化与发展的，因此关于人的理论也应该随之不断变化和发展。这是现实给研究者提出的要求。激励理论是研究人、用于人的理论，也应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