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与企业实践：启示与价值

管理哲学是元管理学（meta-management），即管理理论和管理学科的出发点，回答管理的一般性问题[20]：4-9。管理哲学是管理中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角度，对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所作的哲学概括。[21]激励问题的解决、激励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对管理哲学的思考和创新。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进程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发展中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管理哲学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近代世界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面。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奋起直追，逐渐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改革是痛苦的，因为改革需要否定自己，学习别人。学习是艰辛的，落后的向先进的学习，不仅要低下头，更要面临否定自己过去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一直认真地当学生，革除旧风气，学习新理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说明向西方学习是正确的。但是，在学习西方优秀理念，革除自身以往不足的过程中，有些人开始对中国的过去，尤其是哲学，进行全盘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好比是“泼洗澡水却连孩子都泼了出去”。中、西方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不能因为中国近代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而否定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哲学思想。

企业管理理论起源于西方，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和企业成功实践的增多，基于中国企业实践而形成的管理思想逐渐开始对源于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形成贡献。对激励理论来说，中国哲学思想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借鉴。

（一）阴阳合一的理念

阴阳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观念之一，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与五行学说一起，对中国的社会思想、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彭华考证了阴阳概念的发展，提出“阴阳”最初的本义是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向日、背日的地理位置，气候的寒暖等。最后，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势力。使“阴阳”超越了经验层面而成为了形而上的哲学范畴。

《周易》把相互联系的事物划分为阴阳两类，阳代表着光明、积极向上的事物，阴代表着幽暗、消极向下的事物。在《周易》中，阴阳和谐思维是建构《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22]，形成了在中国哲学中朴素辩证法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中，阴阳是统一的，统一在同一事物之中，不可分开，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合一”理念。

阴阳合一认为阴阳虽然对立，但绝非水火不容，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济互补[23]。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虽是一组对立的概念，但这种对立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想。正如郝大维、安乐哲指出的：“在西方传统中，宇宙论上的对比倾向于排他的二元论，而在中国，这种对比倾向于互补的配对。在中国，基本的两极关涉相互联系的对立面（‘明’与‘暗’、‘主动的’与‘被动的’）。而在西方，基本的两极则关涉相反的对子。对此最有影响的说明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记载的毕达哥拉斯的《对立物表》。这一组对子是以‘有限者’和‘无限者’的对比为基础的，其特点是范畴的极端的排他性”[24]：85-86。

阴阳合一的思想启示我们在认识激励问题时要有整体、辩证和动态的观念。

（二）心性和修身的思想(www.xing528.com)

心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一项基本理论。[25]：9通过修身养性，确立和完善浩然伟健的价值人格，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所关注的重要问题[26]。

心性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对范畴。指“心”和“性”及其关系。孟子认为性在于心，为人之性的仁义礼智四端，都蕴藏于人的心中（“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荀子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心可以改变本性。“性之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意思是说：本性所表现的喜怒哀乐之情，由心所控制（“择”），心的思虑活动称为伪。人性的改变决定心的“动”。“化性起伪”乃心“感物而有知”的自然作用的结果[27]：1665。成中英认为实现人的价值就是修己立人，亲亲而仁民、爱民、惠民。[28]这说明了一个人的心性可以通过调整而优化。

心性还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佛教称不变的心体为心性。中国佛教心性论主张要超越假有幻相，显示诸法实相，认为“一阐提皆可成佛”（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都能够成佛）[29]：3。这对我们在激励中认识人性提供了借鉴。

修身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提倡的人生价值观。修身即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是齐家、治国的基础。儒家修身的目标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儒风范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最高人生准则[30]。儒家修身正心思想是影响中国人人生价值取向的重要思想渊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要通过“克己”来实现，通过克已来不断完善自身的人品操行，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30]。修身的目标是心性的完善。

在中国传统的佛家和道家哲学中也有修身的概念，在宗教领域中更多地被称为修行。值得一提的是道家和佛家修行者和我国民间所使用的一种修行工具——功过格。功过格将人们的思想、言行的善恶功过予以分类，并为善恶评估打分，依此分数作为判定人修身高下的标准根据。履行功过格时，使用人需逐日登记所作善恶事，并予打分，一月一小计，一年一大计，年终将功折过，余额即为本年所得功数。[31]功过格通过打分将抽象的修身转变为具体可操作的、量化的分数，并通过累积进行评价，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的修身方法。

马永庆认为市场经济对现代人格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现代人格的确立和完善需要人们进行自觉的修身活动，现代人格的实现离不开修身。现代人格的培养和完善需要相应的修身理论的指导。他认为现代修身理论可以从传统文化的修身观中汲取营养[26]。

现实中，中国优秀的传统哲学思想已在中国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李嘉诚先生在经营的战略指导思想上运用“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的阴阳平衡思想，在经济高潮时不跟风投机，在经济低潮时果断出手投资房地产，实现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32]又如海底捞的张勇先生，在用人上采用“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思想，所有管理人员均从一线人员逐级选拔培养，并对所有员工完全信任和授权[33-42]，这在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是找不到的。实践证明张勇取得了成功。

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时间里，从学生做起，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的做法。中国管理学研究也已从学习、模仿走上了完善、创新的道路。

激励理论可以而且应该从中国管理哲学思想和中国企业的成功实践中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