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中我们知道，家书，是承载这些大家族“家学体系”的核心，是一个大家族训诫后代为人处世的大准则，是一个大家族社会人文大理念、世道世风大观念、以及整个价值坐标体系的集中体现。特别是那些文化世家、学术世家，更是将之视为重中之重。如今，《朱子家训》、《颜氏家训》、《陆游家训》、《郑板桥家书》、《曾氏治家格言》等等，这些传统的某个家族的“内部刊物”，在历史上早已是遍地开花，并被历朝历代作为普世教育理念广泛推行。
从一定程度上讲，家书是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绳索，从中我们可以窥探每一个时代发展的人文背景和思想脉络，家书也是我们剖析古代家教思想体系中道德构成的基本要素。
我们研究这些大家族的家书发现，从总的来说，他们所提倡和所践行的都是围绕着儒、释、道为主的三教文明而展开的，里面的内容都是三教中，或积极向上，催人奋发的道德向引；或是训诫子弟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内涵；又或是爱己爱人，济世匡邦的经纶致用；总之，无论是“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还是提倡“仁智礼信”等，其最终导向都是以儒济世，以道立身，以佛修心的大道路。比如，明代进士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说：“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明显反对强行走仕宦的路线；明代大儒高攀龙在《家训》中说得很直率：“吾人立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这里指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清初学者孙奇逢说得更加明了：“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清末花隐老人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说：“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即便是耕田务农也要“奋志读书”。足见这些大家族之家学体系中所要构建的是何等境界之教育，这是《易经》所说的真正的“化成天下”。
以“家书”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古代家教体系，实质上是一整套完整的组织制度式的自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而这点恰恰是现代社会所渐行渐远的。宋代司马光《家训》记载：唐代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在教育儿子的时候，每天像老师给学生布置功课和检查作业一样严肃认真，一直坚持二十余年。宋代宰相赵鼎在《家训笔录》中明确规定：“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仰主家者集诸位子弟堂前训饬，俾其改过，甚者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即使到了元代，曾经创有十世同居佳话的郑氏家族，仍然保持着在每天早晨举行全家聚会和每月朔望进行祭祀聚会的习俗，在聚会中宣讲家训，并通过在祠堂设立奖罚牌对全体家庭人员的操守行为进行督查和奖惩。延至明代，山西副使王演畴的家族仍然坚持在每月决朔望两会中，召集家众举办以宣讲《孝经》、《小学》和《大学》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活动，其规格和气氛与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毫无二致。到了清代，监察御史蒋伊的家族仍然坚持朔望两会的习俗，并在《蒋氏家训》中明文规定：子孙如果“有败类不率教者，父兄诫谕之。谕而不从，则公集家庙责之。责之而犹不改，甘为不肖，则告庙换之，终身不齿。”(www.xing528.com)
如今，关于国学教育的议题被重新提到议程，这对于国学传播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把目光聚焦在大传统的同时，更需要关注作为“家学”、“家书”、“家风”的小传统的研究，并开发诸如《朱子家训》、《颜氏家训》、《陆游家训》、《郑板桥家书》、《曾氏治家格言》等重要小传统著作，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依然是能否在家庭中形成良好的国学教育氛围的核心因素，我们要师古而不泥古，在参考、继承、扬弃、创新宗教文化的基础上，真正推广良好的国学教育。
廖锦文为肇庆市文宝斋翡翠博物馆馆长
唐德鑫为肇庆市文宝斋翡翠博物馆学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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