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成功教育典范，影响中国人文教育

在中国古代，书塾是启蒙教育的基点，但是追溯书塾的起源，我们发现，它同样是一些文人学士将自身的家学传统不断延伸的过程，是故，启蒙教育的实质还是一种家学教育体系，只不过这种家学教育体系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适性而已。

《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百家姓》、《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等等，如今对绝大多数的家庭而言，这些已经变得那么的疏远和陌生，更遑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书》、《礼》、《易》、《春秋》了。在古代，这些启蒙学教材，曾经悄无声息地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塑造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社会道德理念，奠定了中国人关于“人伦彝宪”的伦理观念和对于“世道人心”的人文基础价值观等，如今，我们一纸批文就将这些斥之为“封建糟粕”，这未免太过于轻薄而引人堪忧。过去，“家谱”和“祠堂”是维系一个家族的根所在，如今也慢慢的退出历史的舞台而被人淡忘，而“祠堂”除了“慎终追远”，祭祀列祖列宗，往往还承载着另外一个使命：“家学”传承的地带。

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观察古代优秀的家族文化基因：湖南湘乡曾国藩曾氏仕宦家族；广东新会梁启超梁氏学术家族；江苏无锡荣毅仁荣氏资本家族……历史上，这些大家族群星璀璨，经久不衰，成为彰显中华民族大人文、大气象之脊梁所在。

我们不禁要问，前人曰“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缘何这些家族能够超出这个历史的周期率和盛衰效应？这不得不提到他们优秀的家族文化基因——家学体系。

《曾国藩家书》，这是一本知名度非常广的曾氏家书，如今已广受赞誉，并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人文教育的成功典范之一，被许多家族乃至社会团体所接受吸纳。在曾氏的家学体系中，修“心”、修“身”、修“行”是其训诫后代的核心理念，修“心”就是要子弟们做到“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等；修“身”就是要子弟们劳逸适度，惩忿窒欲，眠食有恒，耕作时习，通过种种保养和修炼以获得健康的体魄；修“行”，就是要求子弟们言谈举止朴实，待人谦敬、宽容，为人不能清高、刻薄，生活上也要去奢侈之风。这三大理念奠定了曾氏家族的人文基础，熏化了整个家族的人文气息，支撑了曾氏家族的蓬勃壮大。将一个家族的命运提升为家国荣辱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大家族家学体系的最高境界。(www.xing528.com)

曾国藩所代表的曾氏家族虽然是一个仕宦家族，但是他的后代中却极少有步入仕途的。曾国藩五兄弟绵延至今已到第八代，这五房里出过的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诗人曾广珊（曾与陈寅恪唱和，女儿俞大因是曾昭抡夫人，儿子俞大维）；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葹；高教部副部长、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曾昭枚；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燏；湖南广播电台工程师曾昭棉；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曾昭权；北平交通博物馆主任曾昭亿；原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园艺学家曾宪朴；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3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楷、曾宪柱、曾宪森；轻工部造纸研究所研究员曾宪榛；出版家曾宪元；画家曾厚熙（宪杰）；导演曾宪涤（代表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

说到近代，这里提及“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荣氏家族，在荣毅仁先生担任前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就曾说过，他一生所遵循的座右铭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两句话，其实是他的父亲荣德生为无锡荣家梅园撰写的一副楹联，荣德生以此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从父亲的嘱托和期盼中，荣毅仁发现了人生的真谛，因此便子承父志，把这副对联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发上等愿”和“择高处立”，这是他父亲训诫子弟要胸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结中等缘”和“就平处坐”，就是要脚踏实地积极稳妥；“享下等福”和“向宽处行”，就是要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做事时留有余地。

这种精神，撑起了一个“红顶商人”，更是撑起了一个资本家族。尽管，这是一个大资本家族，但是，对于荣毅仁而言，他的人生依然恪守着其父亲为之留下的人生格言，尽管他如今条件优越，但是荣毅仁的生活却近乎寒酸。1998年，荣毅仁退休后与夫人杨鉴清在北京一间四合院中居住。他们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椅子是上世纪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他们的日常膳食以家常菜为主，基本是三菜一汤，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和钦佩。事实上，我们观察过，像华人首富李嘉诚、台湾首富王永庆等，他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简单、质朴。这种勤劳、坚毅、简朴的生活精神，实质上更是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团结奋进而赖以发展壮大的伟大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