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用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传统:即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后来,著名学者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中说道:“大体来说,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由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根据的经验都是农村社会,这两种传统或文化也隐涵着城市与乡村之分。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中传衍的。”这里,余英时论及两大特征,即大传统所代表的,是以城市为主的精英文化,而小传统所代表的,是以农村为主的世俗文化。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国学教育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
诚如我们所知,在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史上,一方面是以国家教育系统为主的,其根本目的是为国家输送人才,培训官僚体系,稳定王朝统治意义的,一般以私塾为教育方式,以科举为遴选方式,而教材上,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十三经”为核心。另一方面是以家族型教育系统为辅的,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家族培养在道德人格等方面,较为完备的优良后裔,一般以内部家庭为主,以答问和现实观察为主要形式,而教材上,则以“家书”为核心,著名的,有如历史上出现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女论语》、《康熙教子庭训格言》、《曾国藩家书》等,此外,尚有散篇如曹操的《诸儿令》、诸葛亮的《诫子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文天祥的《狱中家书》等。前者,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学教育的“大传统”,后者,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学教育的“小传统”。
在大传统的格局下,“功利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即宋儒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学理想,而封建王朝在宣传“内圣外王”、“道德完人”教育的同时,更多的是,考虑培育王朝的忠实维护者,政令执行者和政务管理者。作为“小传统”,“道德性”是其显著的目的,灌输的是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宗族观念、慎终追远、敬天爱人等思想,培养的是家族的领导者,以“家书”“家教”作为最基本的形式,并严格要求将这种思想代代相传,在这个承袭的过程中,形成“家风”。(www.xing528.com)
从长远的历史看,作为“上层建筑”意义的大传统,对于国学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古代,从童生到秀才,从秀才再到贡生、进士,再最终踏上仕途,对于整个社会的比例是极低的。而作为言传身教,道德伦理意义的小传统,对于整个社会,却是真正发挥过重大影响的。在小传统中,其针对性明显,家族性浓烈,故内容谨慎、客观,其教理教义教规,更具有时代的普适性,特别是在道德伦理方面、知识启蒙方面,都有着良好的影响和作用,是奠定人格基础、思想品德、家国观念和规范社会为人处事的重要教材。而这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家学”、“家书”、“家风”不复存在,而学界也多缺乏认知和关注,这是当今国学教育的“软肋”所在。小传统作为国学教育的重要人文环境和思想氛围,这点有必要值得我们重新重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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