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一套特有的政治哲学，他看到儒家不仅有一整套修身齐家理论，还有极精密的治国理念与策略思想。其中以“均富”为基点，以社会“和”而“治”为归宿的治国理念，在绵延两千年的中国，一直被治国者所接受，并带来了中国的古代文明。
孙中山继承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并努力把理念转化为现实，对“均富”理念的认可和贯彻，尤为突出。孙中山在其言论中，反复引用了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其经济纲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与“节制资本”，便集中体现着“均富”二字。
儒家的“均富”理念，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一种以协调社会矛盾为宗旨，以承认社会的等差为前提，对社会财富进行相对均衡分配的思想。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告诫富人们：不要顾虑自己的财富太少，而应考虑财富分配的不均，不必耽心财富匮乏，而要耽心社会的安宁，因为财富分配均衡了，没有贫困，社会就不会存在倾覆的危险。孟子则进而提出，“制民之产”，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的人生活无着，被迫走上犯罪道路，必造成社会的动乱。这种“均富”思想，汉代董仲舒又进一步发挥。他强调，社会财富的总量不变，“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社会出现“大富”和“大贫”之后，“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到盗，骄则为暴”，因而当权者必须以“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为“度”，“而调均之”。他这一主张被统治者所接受，由是儒家的“均富”成为一种治国理念。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在社会矛盾激化之时，采取“减赋税”、“轻徭役”，以及抑制土地兼并，而平息一次次的动乱，使中国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黑暗的中世纪”，说到底是与儒家的“均富”国策密不可分。
近代孙中山，注重“均富”。他通过社会考察意识到，西方工业化之后，社会经济力迅速提高，社会财富日增，物质文明极度发展，然而，一方面是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是贫困的增长，“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于是出现贫富的尖锐对立，甚至发生“阶级战争”。孙中山认定，必须“摘西方之善果，避西方之恶果”，提出“革命成功后”，“把全国的财富分得很均匀”。具体便是实施他的经济纲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反对土地和资本的私人垄断，而达到社会财产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和“共享”，建设“利益均沾”的均平和谐的民生主义社会。
在《三民主义》讲演中，孙中山更明确提出，“社会之所以有进步，是由于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他进而解释说，“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了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他揭示了人类的一切冲突，无不根源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因而，离开了经济利益的协调，建设大同社会将是一句空话。(www.xing528.com)
孙中山要在中国建设一个避免社会革命的民生主义的“最新的国家”，就得从最根本处——财富的不均匀入手，“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在孙中山看来，社会建设，不仅要进行“均权”建设，还必须进行“均富”建设，才可望达到长治久安。故他强调说：“政权上不专制，社会上的贫富，还要平均，才能相安无事，否则还免不了革命。”
孙中山的“均富”的经济纲领，是在承认私有制的前提下，限制富人对土地或资本，以及对社会财富的垄断，确保百姓的生计，做到既有财富的差异，又不允许大富和大贫的现象出现，从而使人们对社会财富的拥有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虽然孙中山的“均富”的经济建设纲领，在其生活的年代，历史未能为之提供实现的条件，但他毕竟把古代的“均富”的治国理念和策略思想，推上了社会实践的平台，在他逝后的近半个世纪和一个世纪，中国台湾的土改和中国大陆的多元经济模式的实施，无不说明当年孙中山所提出的“均富”的建国纲领的可行性与真理性。
综上所述，孙中山通过不断地对民族文化赋予时代内容，进行现代的诠释，使国学与时俱进，成为人们建构和谐社会的宝贵的精神资源而显示其当代价值。因而，人们可以从孙中山思想中窥见国学的当代价值，也可以从孙中山对国学的承传与弘扬中借鉴如何发掘国学的当代价值。这便是要关注孙中山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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