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难发现,孙中山思考中国建设方略时,立意要走自己的路,强调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他学习和借鉴西方,但决意突破欧美模式,而构想建设合乎中国国情的理想社会,即以建设大同社会为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承传和弘扬。
孔子的大同理想,是中国人对和谐社会的最高追求。早在2000年前,孔子便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运·大同篇》中,记载了孔子对学生子游的一段话,勾画了大同社会的基本范式:天下为公,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博爱无私,社会安宁。其核心是“公”与“平”二字。孔子关于大同理想的言论,一直成为孙中山阐述其理想社会的理论依据,据统计“博爱”、“大同”、“天下为公”等,在其遗墨中约有140多件,占其总题词的三分之一左右。晚年孙中山曾两次敬录《礼运·大同篇》全文。
孙中山把“三民主义”视为“大同主义”,他特别强调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与大同主义有等同关系,如在许多讲话中,他在“民权主义”与“大同主义”之间划上等号,明确地说: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
早在1912年10月,孙中山对上海中国社会党人的演说中,就曾提出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等于大同主义的理念。他说:(www.xing528.com)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各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
孙中山对“大同”有两方面的诠释:一、“天下大同”,即国家消亡,人人共处于世界大家庭;二、“社会大同”,即一国之内,实行“民有”、“民享”、“民治”的高度和谐的社会。孙中山给大同社会勾画的具体图案:政治层面上——“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人人平等,“无尊卑贵贱之见”,“无贵族、平民之阶级”;经济层面上——人人“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各得其所”,“国家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全国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享乐”,“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共享安乐之幸福”;道德思想层面上——人人具有极高的道德境界,“服务道德心发达”,“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具备“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博爱”精神。
孙中山对国学中的大同理想不仅是承传,而且有所发挥和创新,即把中国古代的理念,演绎为现代的思想模式,使之更贴近时代,富于时代气息。他别出心裁地用其创立的三民主义来表述大同理想,即“民有、民治、民享”,即“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这样的“大同”,既没有离开孔子当年的基本范式,又令人耳目一新,极具时代精神,由此足见孙中山欲把民族的优秀文化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一片苦心,他对国学的当代价值的展现,至今仍值得人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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