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钱钟书《管锥编·史记·货殖列传》的论述，会使我们对“仁”的迷思有豁然开朗的理解——
《史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义之当然未渠即事之固然或势之必然，人之所作所行常判别于人之应作应行。诲人以所应行者，如设招使射也；示人之所实行者，如悬镜俾照也。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白圭曰：“吾治生产……仁以取予……”，“仁”而曰“以取予”者，以取故予，将欲取之，则姑予之；《后汉书·桓谭传》所谓“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是也，非慈爱施与之意。
《史记》：“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吏与贾皆操廉之术，以收贪所不能致之效，正如白圭“治生”之言“仁”，“以取予”耳。（《儒林外史》第八回：“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淮南子》公仪休嗜鱼……）
以上《管锥编》的逻辑是：
1.人有欲望，生存进而“归于富厚”是人生的根本要义；
2.有取有予，公平正义是“仁”；“仁，从人，从二”，不是单边的；贪赃枉法，“违仁”则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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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孔老师是个老实人，《论语》论“仁”，基本上都涉及到了上述逻辑的三个方面。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这就表明，“富贵”在孔子的“仁”里，是题中应有之义。孟子则说得更加明白：“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仕者，与钻隙之类也。”（《滕文公下》）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无见小利”当然不是“不要利”，句中跟“小利”对举的“大事”很明显包涵了“大利”或即“大富大贵”。
上述逻辑的第二个命题是“公平正义”。孔子认为，不必把“仁”的概念说得过于高深，切身就己，涉及“人我关系”而已：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孟子则说得更为显豁“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还具体的提到了“行贿受贿”：“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公孙丑下》）
孔子也深深的意识到，提倡公平正义，谈何容易！所以《论语》记录孔圣人对此长叹一声——子曰：“由！知德者鲜矣”（卫灵公）；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比阳光还重要。——由于人性的复杂，即“人心惟危”，“仁”就成了必须提倡、修养的人伦道德。上引《管锥编》说“诲人以所应行者，如设招使射也”，道德标准搁在那儿，你愿不愿意射？你有没有开弓的气力？你能不能射中？都会成为问题而实在为难的。“国学热”、“孔子热”仅仅围绕儒家“正面言论”这一边大做文章，学人不知道或回避“说易行难”，以“道德说教”者自居，夸夸其谈，宣称“儒家思想”可以挽救中国乃至全世界颓败的社会道德，虚妄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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