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德强企：中华国学教育与社区精神培育

杨知源

教育是对人的文化教化的基础，也是人的文化反思和创造的初始阶梯。“教”的意义在于“化”之中，其根本，在于人际间对普遍共同体关系的自我意识和相互的规范的承认。无论是老子的“法自然”和“圣人行不言之教”，还是孔孟的“以教化天下”，教化指向的都是美德政治。而没有社会美德的支撑，天下不可能有共和之大治。就当代社会而言，社会美德的基础在于作为公民的人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性的自我反思意识。承认差异和多样性，按照人际间可共享的行为规范，通过协商或谈判，乃至法治途径解决冲突的社群关系范式，应作为社会美德培育的根基而存在。当今国学教育实践的确也包含了培育社区美德的可贵尝试（如在安徽庐江汤池培育淳厚民风的践行），然而，促进社群美德、社会美德与社会美德的培育之间的互动机制的探索，仍然是具有长期性的挑战。我们不能离开国学与西学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把握来单纯推行国学教育。

一

国内20世纪从文化、社会、经济产业到政治各领域此起彼伏的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运动和通过革命的国家重建所带来的问题是，传统的社群关系趋于瓦解，支撑文化的生命和价值延续的社会土壤愈益呈贫瘠、沙化、断层的趋势，传统文化的社群纽带从肉体乃至精神上被摧毁。这种摧毁不仅仅在于担当社区基层教化的士绅阶层和传统礼仪的衰没或灭失，更根本的，则是衔接人际间相互容忍和信任的情感纽带或默会习俗的湮没。另一方面，破旧未必能立新，对革命的迷信、进步的迷信、国家的迷信、权力的迷信，导致人们的生活意义、心灵方位和社会归属陷入盲目和迷茫。寓教化为强迫“洗脑”式净化的制度劝导工程，本身即为带有制度恐怖主义的文化摧残。今天，我们已对社会公德的迷失变得习惯性的麻木。以人们日常出行的交通氛围为例，就连驾车者礼让行人或克制按喇叭、排队上车、先下后上等等普通的社会礼仪，都难寻其踪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一直倡导的“五讲四美”，到今天或许早被淡忘，或许只是走走过场的口头禅。当今的伦理教育多为获取权力和财富的修饰品。

中小学教育以国内外大学名校为指向，这意味着高收入和高层社会认同；大学和大学之后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教育以各种高回报且名利双收的项目课题规划和工程为导向，知识分子就是为了争夺文化产业的话语权乃至领导权而合作或竞夺。我国内地的学术文献数量几年前就创下世界第一，笔者不能不慨叹一个国家精神生产的特性和水准与其物质生产领域的特性和水准间惊人的相似性和对应性。在权力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支配下的利己主义社会氛围中，不仅孟德斯鸠式的热爱共和的社会美德是那样遥不可及，就连孔孟正心诚意修身济世慎独般的秉持，也不过是文化产业的一种推销广告。不能触及心灵感动、净化和抚慰的公德伦理教育，即便是在公共资源充裕供给的情况下，其结局，不过是在挥霍乃至掠夺自然界的可贵资源和生态、别人的劳动和别人的智慧，最终是在引发灾变。对这种传统习俗的断裂和现代社会公共伦理的缺位的双重伦理生活的困境，无论从公民的素质教育的能力建设的阙失，还是从谁来教育教育者这一支撑性的社会机制的失位，抑或是从教育者群体自身的失范及公信力危机，乃至“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教化责问的传统认知视角，均可获得一定程度上相互贯通的解释。

然而根本上，这仍是社会建设的残缺化的表现。梁漱溟先生和费孝通先生都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社会生活和团体生活的习惯，人际关系是基于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而奠定，儒家的修齐治平的君子理想之中，恰恰缺乏社会这一环。亦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国家是积乡成国，欧洲国家则是积市成国。缺乏社会团结纽带的文化生态呈现出集权国家和分散的乡治这个极端，社会无法发挥制衡国家权能和人际自由联合的功能。当今国学教育应从促进社会建设这一根本下功夫，使断根的传统纽带和面向公民社会的社会团结过程衔接起来。唯公民权利的兴盛，才会造成根本的团结和化育社会公德的基础。社会公德是具有共识性的规范，而社群美德的培育是具体化的独特精神的养成；前者具有普适性的程序特性，后者则是适合具体社群的自治自律的特殊方式。

二

正如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世界的概念多半有其模糊性那样，“国学”和“国学教育”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均有其模糊性，这样的模糊性多与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和时代的演化相关。我们今天讨论的国学与近代被提出的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系统的国学是不同的，国学和西学于相互间比较和作用的历史过程中既有明显差异乃至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吸收和借鉴的一面。对于西学，我们有“洋为中用”的理解和选择的过程。对于国学，我们也面临“古为今用”的理解和选择过程。于是，就存在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何谓秉持、何谓否定、何谓扬弃的复杂的选择和评判过程。即便我们不考虑当下的处境，而假设自身处在一种思想认知乃至鉴别的纯粹精神领域，像原创者一般理解其思想，也不可能避开涉及价值判断的合理性选择。

就国学教育而言，首要的问题仍在于教育何为。尽管众多的申论者和践行者都将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视为当然的目的，然而，目的之具体取向和社会的支撑与实施机制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的基本问题仍在于国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围绕“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之争，演化成了文化本位守成主义（其极端化被称为“国粹论”）、文化世界主义（其极端化被称为“全盘西化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论并存和比较的基本格局（当然，此格局仍处于演变中）。对待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也存在源流本末的论争。

现今，儒家多半被认为是狭义的国学教育的范围，可是，道家、佛家乃至墨家仅仅是国学之支流吗？即便在反对独尊儒家的“新文化运动”当中，呼喊“打倒孔家店”的看来极端之人们，也并非文化虚无主义者或文化被殖民化者，他们有着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即便在文化浩劫时代，诸如“破四旧”、“批林批孔”之类的“反文化”运动，依然援引法家等派别的思想作为其传统籍托。而按照文化本位复兴论的逻辑，中国文化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西学东渐和西方文化的殖民化。

我认为，这既是对古人理想的世界和古代现实世界的混同，而且是对文化内在变化的一种静态化的主观设想。我不赞成独尊任何一家作为国学教育的主流，也不赞成将国学教育标准化为英语四六级水平考核系统的中性化的技艺教育系统，我主张以建设公民社会的美德为目的来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也就是将国学教育融入以培育人的公民责任、公德意识、反思和批判意识、包容差异的意识和情怀、合作与创造的精神的公民能力建设。国学教育建设的基础在社群和社区，没有社群的教化和行为规范的养成，社会美德的播化是不可能的。然而，面对社会转型和社群、社区之失的现实，国学教育何为？

三

传统的国学教育的根基在乡村宗族共同体的自治，其组织原则在于巩固尊崇传统习俗的礼治，其教化依托于乡绅阶层的践履躬行和示范。在环境长期稳定、劳动过程主要依托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个体的流动性低且依附于宗族共同体的农业社会，国学教育担当了规范、稳定乡治教化（包括社区服务）和为国家治理中枢的行政官僚阶层提供人才基础的两个基本功能。然而礼治秩序和乡治的互为依托并不利于个人独立人格的发展，“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奋斗路向堵塞了知识分子探索自然界和进行文化反思的通路，人际差等调节方式不利于规则的社会化、法治化的进化，天下大同的普遍亲和性的社区理想局限在了封闭的家长制的统治秩序中。

20世纪的革命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以自认为是体现人类未来发展规律的社会改造工程规划，企图以社会伦理生活秩序的行政化与强制化推动，来安排有意识的、总体的社群或社区的构建，试图靠狠抓阶级斗争、革命理想的“世俗宗教化”和推行国家化的集体主义意识与规范来移风易俗，以达成由新道德和新人构成的新世界，结果既裁制了个人自由，又导致社区和社群的严重流失，留下的多为一个个行政管制单位的社区。一旦空想的幻灭和教化管制的放松，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隔膜、那种因利益纠纷而产生的敌对、那种只顾自己的利己主义、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文化虚无化、那种以无耻为光荣和猎奇的价值颠覆，便成了一个大众社会的狂欢。就地理空间聚合而言的社区和就社会交往而言的社群，显然面临将断裂的传统和迷茫的未来衔接起来的艰巨的重建使命。

四

当代的国学教育应从有效把握社区和社群的现实属性入手，为人们找到心灵回归社区和人际自由联合的社群之途提供导航之助。(www.xing528.com)

社区是于具体的地理空间形成的对劳动和生活世界的利益和习俗共享的人际社群的形态，其初始点是命运共同体，于我国传统，其理想状态即生于斯、长于斯、乐于斯的对直接面对的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永恒关爱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大同境界，其现实典范则是由礼治秩序维系的宗族共同体下的家庭小康状态。

社群则是不受制于地域界限的人际间价值和行为规范共享基础上的团结，它既包括地方性的文化共享，也包括世界性的人际生活意义的共享，宗教的发展提供了世界主义的人际团结的纽带。中世纪的欧洲村社及城镇基尔特组织，提供了社区和社群相统一的形态，其中，宗教信仰的普世化与世俗传统的当地化之间、职业精神的普泛化与团体生活的地方化之间得到了契合。社会现代化变迁带来的是传统社群关系和社区的解体，以私有财产和契约为基础的人的社会化导致个人的原子化，政治革命带来的国家权力的放大致使地方自治削弱，人群于世界范围的广泛流动则带来多样化族群与社区的可容纳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之间的冲突。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系的思想中，社群这一概念，是在与社会这一概念的不断比较中而形成和演化的。

作为一个地理空间中的公民自由联合体的范畴，社区的内涵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从古希腊的城邦自治传统那儿吸取灵感，多半是与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和以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及自由契约下的公司化合作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含义互通和交汇的，即作为社会的一个特定的自由结社的领域和公民社会的社群基础，社区通过公民们个人自主基础上的共同自治的发展而深化公民意识，培育以合作、包容、相互责任为内核的公民美德，使个人自由与生产力的解放、财富创造、公民福利之间相得益彰，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公民社会化并有效制衡国家权能，合理界定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界限。

随着现代产业革命和大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深刻的社会分化，尤其是以金钱关系和资本关系（货币拜物教为其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为主导而塑造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公民社会的分裂、阶级对立和文化价值的危机，社会这一概念原本所承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自由联合的意义陷于困境，反而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所难以解决的诸如不平等、不公正、贫富分化、贫困、犯罪、混乱、污染的现实问题系的总的代称。社群和社区的意指与社会的概念开始出现分野。

十九世纪以来英法等国兴起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其对立面即个人主义及促进其扩展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城乡分离的社会环境）和尤著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其对立面为市场化和金钱-契约关系塑造的现代社会），分别以具有重建社会意向的公社和有生活价值归属感的中世纪的传统村社作为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应然社区的原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就搁置价值判断的实证观察和分析而言，基于各种政治的、宗教的、精神的、文化价值纽带而凝聚的意向性的社群聚合只是当代社区群落的支流，属亚文化（乃至边缘性文化）生态（而且这些社区本身在经济利益关系、组织方式和治理方式上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基于相互自愿的市场交易和契约关系衔接而成的已呈主流的共同利益社区的运行着眼的考察，那么可以发现基于专有物权利益与共有物权利益之间在构成、功能、法理和契约界定上的不可分割性而存在的共同利益的维护与促进，不仅在社群关系的凝聚及内部的自组织方面，而且在社区与社会、政府的关系上，都呈现出持续的紧张和矛盾：同一个人在社区的人格与社会的人格之间的灵魂分割如此明显。

对社群或社区的团结基础的理解，至今仍然是一个在途中的现实。自由主义基于个人自由来理解社群共同体的构建，但难以解释通过市场和契约构织的“邮购式”共同体这一虚薄的社区性和社群联属关系这一“社会资本”的价值贬值的状况。社群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固然阐释了以明确的社群价值构建社群的抱负，却以先定的文化或社群标准框定了个人。后现代主义抓住了社群的现代性构建的去多样化和差异性的悖论，却无解于非排他性的团结的制度建构，这与失落于社区衰落的保守主义，恰成光谱的两极。交往或沟通理论以面向世界主义的全球公民社会的主体性间的对话和相互承认过程来建构社群团结的制度规划，然而过于去背景化，缺乏不同的社群背景间的互通的中间性机制。

五

面对当代社区建设的困境，国学教育何为？我们已面临社会自组织推动的局限和国家推动所导致的行政化的双重困境。我认为，国学教育可以在围绕推动社区命运共同体意识方面做文章。当代社区是多种利益群体和流动的陌生人之间共存的空间，其突出问题多为社会问题的内化，人们基于个人利益的维护，往往倾向于问题“外化”社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涉及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共同利益的维护，多依托于“人多势众”和“随波逐流”的大众社会行动逻辑，由此留给了社区志愿主义的活动空间。由于内在团结的纽带阙失，那些集体行动往往一哄而起，一拍则散。国学教育应从社区纽带阙失的薄弱和空白环节着手，推进人际凝聚力的建设。由问题意识导向自我责任意识以致于人际团结意识，最终形成社会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环境保护问题、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多样化群体的相处承认的共存、社区民主自治建设，都可以成为国学教育的切入点。

例如，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这类问题内化于社区，则表现为车辆的拥挤、公共空间的挤占、没完没了的装修噪音和各类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和由此引起的人际关系纠纷，外溢于社会，则是交通的拥挤、空气与河流的污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为了一己之利，罔顾他人的权益，甚至让他人承担自己收益的社会成本，而这样的问题往往处于法律和社会公德交界的模糊地带，使得利己主义、机会主义大有机会可乘，而人际间的疏离乃至怨恨却得以潜移默化地滋生。

广州有的社区现今围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事务而引入国学教育，使人们明白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资源再生利用的出路，便是中西结合的国学教育的可行切入点。进一步的问题则是促使人们的社会公民责任，即抑制各人自扫门前雪，社会的问题留给社会和政府的利己主义逻辑，转而发展将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个人的长远利益衔接起来的公民参与意识。只有形成共同的责任意识和有担当责任的行为的大量出现，社区美德才会繁衍，进而影响社会。当乱停车、争抢上车的行为不再依靠警察或相关公务人员干预，而是有旁人进行批评、劝告和示范的情况开始增多的时候，社会美德的土壤才会开始丰腴。

又如，城市规划的一个很负面的结果就是对传统的社群关系的瓦解。正如香港新界的一个老人社区的居者对港府发展局长提出的意见，我们不愿意搬迁，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拆迁的价值补偿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热爱我们居住的这片土地和长期比邻而居的街坊。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需要改革城镇社区限定于居委会主导，乡村限于村委会主导的治理机制，城镇社区之间可以创造形成自主联合的大社区理事会机制的条件，乡村地区则可组成乡议局之类的民意咨询和内部教化机构，对政府的决策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和制衡。

国学教育就是要将社区当成培养社会民主自治艺术的学校来加以建设。教化人们如何遵循法治来尽可能化解相互间的利益纠纷，比如通过确立政府代表、社区代表、行业代表和当事人共同参与的纠纷替代性调解机制，来尽可能调解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从而减少上访或司法的个人或社会成本。近些年来反复出现的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表明，对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社区关爱和使之具有归属感的教化努力陷于空白。又如，寓教于乐的社区文化活动，尤其是借助各种传统节日开展各种社区问题的决策和社会问题的咨询建议，既有利于邻里关系的亲和，也有利于形成以共同兴趣为出发点和集体建设事业。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国学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