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世界多极化三大趋势成为影响新的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的主题,“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目前国际主流社会活跃着多种力量,通过各自的软实力发挥对世界的影响,美欧为主导的格局正在受到来自中国、俄罗斯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冲击和影响。美国和欧洲也试图以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外交等方面尽力维护自身的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胜利和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的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市场经济等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的对象。美国昔日的对手苏联和东欧国家都选择了美国式的制度。亚洲重要国家日本、韩国直接效仿美国的制度。
在大众文化层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品充斥着世界市场。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内容来自美国。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播映中,外国节目占有率只有1.2%。现今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是农业和工业产品,而是电影、电视节目、电脑软件和书籍等。以洛杉矶为中心的影视文化和以纽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业联手,垄断了全球的文化、娱乐产业,包括电影、电视、音乐、广告、网络、出版甚至体育。当今世界,伊朗的青少年听美国流行音乐,印尼的青少年喝可口可乐,埃及的孩子们学习英语,印度的青年在看好莱坞电影,各国的球迷看美国的职业篮球赛。
在那这些看似娱乐的影视产品中,大都蕴藏着美国式的文化意识,包括个人英雄主义、享乐主义、宗教信仰等。文化产品成为美国大规模输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工具。美国作家罗伯特·哈里斯就曾对好莱坞的历史片进行猛烈抨击,他说:“这是一种文化霸权。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不管故事发生在哪儿,影片的中心总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人物要么看上去是个正面人物,要么是位拯救世界的英雄。”
在精英文化层面,美国挟教育优势及社会科学优势向世界渗透其意识形态和民主、经济观念。教育在塑造价值观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哥伦比亚等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代表。每年有50万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可以说,各国的精英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洗礼”。
根据多边、民主的原则,欧盟的制度建立在国民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上,能够把国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欧盟利益内在地统一起来。欧盟成为了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价值的共同体和制度的共同体,同时又保持了各个国家的利益、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www.xing528.com)
在尽力维护福利制度的同时,欧盟开始大力挖掘人的潜力,促进适应性,强化就业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通过一系列行动计划和政策措施来完成这个目标。1995年11月,欧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教与学:向学习型社会迈进”白皮书;1997年11月,欧洲委员会又发表了关于“建设知识化欧洲”通讯;2000年3月,为了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能够持续增长、能够产生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有更强社会凝聚力的知识经济体,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个“建设知识化欧洲纲要”。欧盟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主要环节,将基础知识、应用技能和创新能力作为发展重点,培养能够适应科技与文化的不断发展的专业型、复合型、国际型人才。欧盟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大力投资,提高人的技能、创造力和适应力,避免产生知识“富人”和知识“穷人”的社会鸿沟,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美国和欧盟在国际事务中都有巨大影响力。但是,它们发挥影响力的方式正相反。美国以“力”,而欧盟以“德”。两相比较,美国的霸道反衬出欧盟的人道形象,使欧盟影响力不断增加。加大对外援助,树立人道形象。现在,欧盟及其成员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方。欧盟对外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欧盟在所占份额上也远远大于其他国家。1997年和1998年,欧盟及其成员国向世界提供的援助占总额的56.1%和60.02%,而美国和日本加起来也只有32.72%和38.07%。更重要的是欧盟对外援助的目标和方式。美国对外援助强调战略意义,是大棒之外的“胡萝卜”。而欧盟及其成员国更强调发展合作,提倡利用外援消除贫困,注重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支持教育和卫生事业,强调改善受援国的经济、社会、人权状况和环境保护状况。在这些援助中,欧盟较多使用无偿赠款。目前,欧盟成员国每年提供总额4亿欧元的援助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贸易及相关能力的建设,以助推发展中国家提升贸易水平。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代表欧盟25个成员国表示,从2010年开始,欧盟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亿欧元的贸易援助。通过对外援助,欧盟赢得了较好的国际声誉,潜移默化地输出了欧洲的价值观,扩大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
以接触促转变,树立公正形象。二战之后,欧盟作为美国的盟友往往在美国的后面亦步亦趋。随着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欧盟开始从地区性力量向全球性力量过渡,欧盟开始形成自己的非战和多边主义的战略文化,在国际事务中注重谈判、接触和对话而不是用暴力威胁来解决国际问题。这集中表现在对待伊朗的态度中。冷战结束后,欧盟对伊朗政策大致经历了3个时期:1991~1997年,欧盟实行“批评性对话”,把改善人权看作与伊朗签署经贸合作协议的前提;1997~2003年,欧盟对伊朗实行“建设性对话”,更着眼于与伊朗建设一种新型伙伴关系,立足于全方位对话,开始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来处理双边关系;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欧盟进一步调整对伊政策,增进双边政治往来,频繁借助多边外交力量。相对于美国对伊朗的“孤立”政策,欧盟的接触和对话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欧盟也有意识地保持批判态度。
2005年,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欧盟在各种场合严厉批评美国出尔反尔的单边主义,并立即发表声明,强调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欧盟也要与其他国家一起执行《京都议定书》。在这里,欧盟隐然有了主持公道的意思。实际上,这是欧盟在国际事务中推行“欧盟模式”,在国家互动中建立有利于欧盟的国际规则。
总之,欧盟在内部大力解决人的发展、国家间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诸问题,塑造欧盟模式。同时,对外实行“接触、对话、合作”政策,把“欧盟模式”的经验引申到国际事务中。通过这种方式,欧盟把自己的行为规则、规范和价值观念变成国际的规则、规范和价值观念,把欧盟利益转变成“全球利益”,以潜在的形式输出“欧盟制度”,力图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应用软实力使欧盟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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