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易经》：教育地位与意义

《易经》给教育以很高的地位，是与其对教育意义的认识分不开的。它把教育放在人们的吃饭穿衣之上。它是以“人”及人与整个社会间的关系的认识为前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往往兼有这两种思想。老子有“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庄子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保持心灵的超脱，他那种寄希望于心灵的纯净和追求逍遥的境界对后世的人影响很大。孔子主张“仁政”，“仁者，爱人”，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仁义之根本为孝悌。孔子注重教育，提出“学而优则仕”及“有教无类”。道家主张“无为”，儒、道两家的思想差别很大，却都来源于《易经》，互相补充，构成了中国文化积极入世与顺应自然的矛盾统一。

（一）在《易经》看来，人性本恶，但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秉性是可以通过教育加以转化的。如果放弃教育，听其发展，势必给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这一思想主要寓寄在《蒙卦》的卦象之中。这主要反映在卦序的安排上。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蒙卦》居第四位，前《屯》后《需》。《屯卦》讲的是如何建邦立国，《需卦》讲的则是饮食之道，而《蒙卦》则讲的是“君子以果行育德”，如何使人民百姓趋正向善的教化问题。《序卦》云：“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这里“物稚不可不养”的“养”就是《蒙卦·彖传》说的“蒙以养正”的“养”。《易经》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以“蒙”之为卦：坎下艮上，据《说卦》而论，坎为水有险义，艮为山有止义。《蒙卦》于此显然是以自然界的“山中之水”喻人事。表明它对人的秉性及对教育意义的认识：人之初如同山中之水，虽未涉世，但已存有某些日后足以危及社会的因素。这种因素说到底就是愚昧无知，《说文》云：“蒙，童蒙也，一曰不明也”。这恐怕是我国思想史上人性本恶，无知致害的最早提出。不过《易经》认为人的这种危险性是可以转化的，其转化的主要手段就是教育——“止蒙”、“育德”，且教须及早。《易经》的这种卦序安排很显然是重“道养”，轻“物需”的思想反映。它把教育看成是开国兴邦之后的第一要务，在它看来对民众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对民众生活资料的供给更为急切。不难看出《易经》已认识到教育是一种改造人性，维护社会安定，促进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了。

（二）《说文解字》有“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以作善也。”《学记》有“教者，所以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孔子道德教育即集合了古代伦理观念、道德人格为教育目的。孔子将人分为五等：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庸人。士人是受教育者，即为教育对象。士、圣、贤具有完善人格，是孔子教育中的理想境界。后来士、圣、贤演化为君子，“胜任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孔子所述君子，即是臻于圣人的境界，君子是孔子用以代替圣人的目标。《礼记·学记》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则是对《易经》以来教育思想的总结。要养成君子道德人格，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实现。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那既是伦理观念，又是道德哲学。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因此，孔子论教育的目的，遂以完成道德人格之主要目的。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孔子教人多勉励人，“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孔子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孔子常叹一般求学仅仅是为了知识，“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在孔子心目中，教育活动是以道德为主要目的的，孔子是一位完成道德人格的教育家，可称为道德教育学。(www.xing528.com)

士是受教育者，是道德教育的起点。士虽距离圣人还很遥远，但具备成为圣人的条件。这在孔子与弟子谈话中有很多表述，如与子路、子贡、曾子等对话中多有涉猎。如曾子问：“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没有这种条件不可谓君子，有了这些条件才有可能接近圣人。孔子常把君子与小人并列，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这里的君子系指政治上有地位的士大夫，小人则是一般的下民。士大夫要为下民做表率。后来君子又被称为品德高尚的人，小人则成为君子的反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述而）等。君子不仅在品格上，还要在修养上有积极的作为。要有积极、消极的条件兼备，才是孔子心目中的人格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