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重建：与时俱进！

要创建适应中国特色的新国学，必须有新的学术体系和学术价值。《国学基础导论》的学术体系，涉及到文化、人生观、儒家、道家、佛家等几乎整个中国人文社会问题，本身就说明了其历史地位和价值。纪宝成在《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提出“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是十分必要的。但体系的建立要符合中国文化特征，不是随意的建构。比如有人提议将国学与文学、史学、哲学等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这种所谓的建构是不符合中国文化特征的。它不仅忽略了逻辑上的种属关系，而且也降低了国学的地位，使国学内涵变得狭窄了。国学不应该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体系。国学作为一个不同于现代学科体系的传统学科体系，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分类。1913年，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取消经学科，在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标志着在学科体制上传统国学已被近代分科之学所取代。跟踪国学的最新动向，国学中除了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内容之外，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农学、水利、建筑等实用技术科学的内容，甚至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及京剧等传统艺术和武术、杂技等等都包括在内。56个民族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历代融入到中国文化中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如季羡林所说的“大国学”。复兴国学和重建国学必须与时俱进。

为什么要重建中华学术？重要的是我们能否真正的认识它的价值和使命；能否真正的认识国学的特质、价值，和它们对于世界学术的贡献。刘介民在本书前言指出：“最初提出“国学”问题的人，固然激于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但同时他们也是一些对现代学术有所了解、有所比较，并具有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反思、加以重新解释能力的人。像章太炎、梁启超等就是典型代表。‘国学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复兴？”“复兴国学”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认为先秦诸子学与近代西学是相通的，藉西学之新理、新法来发明古学新义是他们研究国学的基本思路。1919年，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正式标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旗帜。尽管他们在文化理念上有矛盾和冲突，但都不赞成将国学运动引向复古，都赞成对西学采取开放的态度，都意识到重建国学是再造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介民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这种界定其实是一个相当笼统、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中国古代的学问是“通人之学”，主张天地人贯通、文史哲贯通、儒释道贯通、真善美贯通、道学政贯通，而以成人之道为中心，构成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系统。

重建中华学术的根本动力，是中华学术自身的要求，是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的需要。作者认为：“国学研究的振兴和绵延，更多的应该依靠国学的自身价值……”中华学术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本质特征，了解自己对社会历史的依赖，并加以回应和呈现。因为国学与社会的现代转型有密切关系。如如作者所说：“提倡国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促使人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同时也是为了增强中国人的凝聚力。”中华学术重建和与时俱进，就是要找到中华学术的现代价值。

一、如何对待传统、对待中国古代学术？我曾把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及中国与西方作了比较研究。我发现，我们周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打倒他们的传统文化，而是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这就与我们不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传统文化打倒呢？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把传统文化看作是“祸根”、现代化的“绊脚石”，甚至痛恨、挞伐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后果。伤害了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也害了大批青年学生。我们不能简单地批评年轻人遗弃了国学。一群在基础教育中被“国学”遗弃的孩子，事实上等于被他们的文化之母所遗弃。

二、不学中国古代学术，使我们缺乏新力，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不学传统文化，不懂中国古代典籍，传统文化就将在现实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的学术只能效颦西方模式，“言必称希腊”，缺乏原创性，而成为西方的“大后方”。这都是我们不重视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危害。中国的青年学子甚至中年学者，有几人认真读过《十三经》《二十四史》？他们在国内没有接受这方面的基础教育，值得深思。

三、在文化发展上，失去传统文化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家园、心灵家园没有了，我们还有什么呢？空疏的学风，缺少文化家园感，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一些人惟利是图、惟钱是图、贪污腐化、道德败坏，这都与精神空虚、传统文化失落有关。没有系统的教育，我们求人不如求己——在民间，对于国学的渴望，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继承传统文化，要看懂读懂。

当然写作这样一部学术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博古通今，慎思明辨；又要辨章学术，考据源流；既要吸纳传统精华，又要开拓创新。作者试图尝试，通过对经典意义的探求和诠释，寻找古今相通的、至今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思想。但在文献语料的汇集、类别与范畴分类、专题语料的整理等方面瑕疵和不足之处有不少。

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用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抛弃功用的标准，便会走向荒谬的路上。纸上的材料不但有限，而且多浅陋幼稚，没有学问眼力，却只是一味找寻“去古未远”的东西，日日“与古为邻”，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与鬼为邻，而不知不觉浅陋愚妄幼稚了。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他的治学方法是归纳法，即运用归纳法在自然界寻求原理法则。他认为归纳法才是光，光才能引人一条道路，他给学术研究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但运用归纳法要避免两种谬误，其一是“轻率推概”，其二好似“误认因果”，如果观察试验的事例太少，或仅仅全凭事例的一部分取得结果，会陷于轻率推概的谬误。刘先生与我做学问的态度显然不同，他以引用前人所说的为依据，引权威人物的话好像可信，甚而引的越多越有力量。我的态度是牢牢依据原始资料，千方百计来寻求它的原来面目，不依据别人的解释。别人的解释并不是不重要，也不是不参考，而是从原理法则来认识原始资料的面目后，再来参考别人的解释，也可以知道其对错及所以然。引用前人的论述，会有个人偏见，有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学派的等。偏见与偏见相遇一定会有冲突，是非难辨。国学之所以是是非非、无是无非，就是由此造成的。而后者可以先从收集资料入手，而不是先发表意见。通过大量资料证实所要研究问题真伪、是非，同时也排除了所有的疑问。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在解决问题，不在抄书，也不在夸耀自己的学问。

中华学术遗产丰富、伟大，我们应该珍惜他、爱护他，并为之发扬光大。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一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不仅国学是山，而且其中的每一类都是一座山。国学的兴盛，关系到复兴中华文化，遂撰此文与刘先生以及国学界同仁请教。(www.xing528.com)

作者为广州大学教授

［1］刘介民.国学基础导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朱熹　论语述而集注　四书集注　北京：中国书店，1994.

［3］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M］，第19期，1906.

［4］季羡林.“国学”应该是大“国学”［J］.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6.25.

［5］袁行霈.“国学究竟有什么用？”［J］.人民日报.2007.6.29

［6］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J］.南方周末.2005.5.26

［7］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