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基础导论》所建构的学术体系,是从论述儒家孔子开始的。作者引用孔子《述而》篇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志于道”可以说是中华学术之目标。“心之所之”叫做“志”,就是心之目标。朱熹曾说:“道,是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的。”但《周易》解释得更周密,在《系辞传》中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所谓“天道”、“人道”、“地道”,实质上就是一个“道”,包括天地、万物和人都必须遵循的、宇宙间最高的真理。作者进一步阐释,认为“道”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律,但中心在人,是人如何适应天、地、万物的变化。作者指出中华学术的目标就是追寻这个“道”、适应这个“道”、践履这个“道”,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是中华学术的基础。“据”就是凭借,中华学术的结构是以“德”为基础。“德者,得也。”(《礼记·乐记》)人以天赋的心性,发而为行为,对外,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得,是“德行”;对内,使自己的行为与自性相得,是“德性”。以这种“德行”为基础去研究“人伦日用之间”的一切,必造福于人类。所以孔子说“据于德”。所谓“依于仁”,是中华学术的精神,“依”是依随,就像影子依随形体,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孔子有“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篇),爱人的人亦为人所爱,家庭中之父母、兄弟,同事、师生、朋友间都有爱与被爱的关系。社会人群间有大爱,必有温暖、有愉快、有幸福。这种“爱”人的精神要造成人人相爱的美满世界,所以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是中华学术之内涵。不在大海中游泳,不了解大海;不在中华学术中遨游不能了解孔子之内涵。这个“游”字很微妙,游心放目,自由自在,有寻索、采取、领会等意思。这是一种“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高远境界。有如此之境界,才能认识中华文化之内涵,那是研究中华学术的态度和方法。
中华学术之内涵在本书中是经过“九流十家”,经、史、子、集和考据学,义理学,经世学、词章学来论述的。所谓“考据学”,即考证,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是一种考求真象的学术。研究者要站在客观立场,运用科学方法,来从事于研究。作者认为:“考据亦称考证,乃研究古籍中之文字音义、名物器用、典章制度;多方寻求依据,然后考察辩证,是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考据学”可归为三类:一是考求文字真象的学术,如研究字形的“文字学”,研究字音的“声韵学”,研究字义的“训诂学”。对于字形、字音、字义正确的了解,是研究国学的入门学术。二是典籍真象的学术,包括研究群书著录的“目录学”,群书版本的“版本学”,群书伪误的“校勘学”,群书真伪的“辨伪学”,佚书辑集的“辑佚学”等。面对纷纭杂乱的书籍,寻求正确可读之书。三是考求文物真象的学术,包括调查、整理、发掘,研究古迹、古物的“考古学”,研究钟鼎碑刻的“金石学”,研究龟甲兽骨的“甲骨学”等。这些考求文物的学术,可以提供给我们珍贵的资料。
义理学与经世学关系密切,义理学是“体”,是思想,是理论;经世学是“用”,是施行,是实践。可见义理学与经世学是不可分的。义理学是以思想的理论为主的学术。中华学术思想的主流是寄寓在经、史、子、集里面的。作者在书中写道:古人强调写文章要讲究“义理”,是指文章的内容要精要地阐述儒家圣贤的学说。“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思想,都在四书五经的经书里面,研究这些经书的就是“周易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等。孔子及古圣人的言行和思想都记载在《论语》里,于是有“论语学”,孝经记载孔子与曾子的问答,于是有“孝经学”,专门研究孔子思想的,叫“孔学”,如此等等。汉末,天下大乱,民生疾苦,世风衰败,人们的思想陷于玄虚,玄谈之风大盛,出现所谓周易、老、庄的“三玄”,即魏晋时代的“玄学”。民间则流行浓厚的神仙思想,兴起了“道教”。书中写道:“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而否定人生的印度佛教开始在中国流传。作者在书中指出:“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当时,正是东汉魏晋时期流传提倡清净无为的黄老学说及神仙方术,后人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模式理解佛教,并对佛教的般若性空学发生浓厚兴趣。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交流,佛教依附黄老道及玄学理论被接受下来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融合一体,演变成为中国的宗教。”佛教受中国文化影响,弃“小乘”扬“大乘”,发挥渡己渡人、普度众生的宏愿,建立了禅宗。六祖慧能对传统禅学的变革主要是提倡“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强调“以无念为宗”、“即世间求解脱”。中国佛学的极盛,使佛学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部分。由于宗教,特别是道、佛思想的激荡,使中华学术的主流思想——儒家,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那就是宋明“理学”。刘介民在书中说:“理学是宋代兴起的,专讲义理,主要讨论世界本体和性理。”到了清代,欧风美雨浸润中华,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道、释相互激荡,为中华学术所包容吸纳。于是有“新儒学”、“国学热”等出世,开创一个新时代。
经世学是以实际的施行为主的学术。人类的生存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研究大自然的目的是使人能够适应它,运用它,这是现代所谓的自然科学。在中华学术里,自然科学老早就有之。如在《尚书》中就有“天文学”、“地理学”等记载,《史记》中有“天官书”,《汉书》中有“天文志”等记载。《战国策》中的“纵横学”,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当时处理国与国之间问题的最好办法。”《管子》里有“轻重篇”,《史记》里有“平准篇”,又叫“轻重学”、“平准学”,就是现代的“经济学”。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是非常丰富的,如“农桑学”、“水利学”、“工艺学”、“医学”等等。而在近代“经世”一词,即“经国济世”、“经世济民”之意。作者认为:“经世是指将学问、心思或者说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让它们发挥必要的作用。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地学、兵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数学等。”(www.xing528.com)
词章学,也可以称“文艺之学”,包括文学与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学术。作者认为:它“是属于文章形式方面的问题”,“涉及语言、章法和风格等方面”。如研究文章体制与作法的“文章学”,研究词性、句类以及篇章结构的“文法学”,研究修饰文辞的是“修辞学”,研究诗的作品、作家、流派的“诗学”等,书中还涉及到“词学”、“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书画学”等等。
考据学是接受知识的学术,是由外而内的。词章学是书法情意的学术,是由内而外的。义理学和经世学是造福人群的学术,是内外兼顾的。庄子《天下篇》提出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内圣”——主体的内在修养;“外王”——把主体内在的修养推广社会,使天下道一风同。所谓“大学之道”就是“志于道”的“道”。大学之道有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作者认为:“此三纲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即修己、治人、安抚百姓。”亲民的意义,即指领袖亲爱人民,人民亲爱领袖,人民相互亲爱。是一种“依于仁”的精神。造福人群的学术,就是要做到人人皆能“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接受知识,必须是正确无误的,接受知识之学所追求的是“止于至真”。抒发情感,无论是用词、声、形都要美妙才能感人。文学、艺术是以美为生命的。我们所说“抒发情意之学”所追求的是“止于至美”。而“造福人群之学”追求的是“止于至善”。可见,中华学术是追求“真”、“善”、“美”的极致,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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