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国学是一个广义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体系。就体系构成而言，国学包括三个层次：最上层次为开辟中华文化之大道的元典思想和哲学层次，道家、儒家、佛家思想即属此层次，而《易经》、《道德经》则是文化元典之作；中间层次为诸如中医、风水、武术、兵学、算术、诗词歌赋、书法、棋艺之类的专门技艺化术学化的文化；基础层次为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项活动的相关文化和风俗习惯。国学绝不限于儒学，中华传统文化属于一种面对未知世界的应对性文化，由此培育出博大精深的生命智慧。而且，随着时代的演化，国学也在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的过程中厚德载物，自我更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源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当代的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有机结合的“新国学”的时代属性。
文化建设应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在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先进的人类文明相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发展。从近代到改革开放的数十年间，广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对全国造成的先导性影响，其基础都是由开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风气之先的文化先行奠定的。中华文化的传播不宜局限于四书五经范围内的“国故”，应从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世界背景中，探索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道路。这一过程有不少有益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例如，乒乓球是由英国人创立的一项运动，但由中国人在世界发扬光大而成为国球。又比如，杂技是中国的传统技艺，而通过杂技来成功演绎“肩上芭蕾”的舞蹈（表演天鹅湖、梁祝等经典剧目），则以中国文化的表现方式诠释了外来的优秀文化的意义，并且还实现了本土文化的再创造。任何文化都离不开民族的传统和形式，但也不断在吸收外来先进成果中创新着生命力，上个世纪的全盘西化论与本位文化论的结果证明，任何文化都非靠纯粹性来维持其价值，只有通过理性的比较借鉴交融的方式，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化优势。文化传播方式则应体现生动、活泼、多样性的时代文化精神，不宜过于追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如穿着古服，乃至为庆贺学生考中名校而搞招摇过市的庆典。(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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