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志于道”同时展开的着手处或曰实现方式，那便是“游于艺”。“游艺”是依于“志向”的“行为”及“情趣”之载体和表现，具有所谓“任志而游”的行为状态和某种“靠技术”吃饭的运作特征。不过，孔子的儒学本是一门德性、修身之学。由此其原意当是学艺、通艺而进德；所谓“游于艺”，当是指为学者遍历、熟习和发挥六艺，于是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明道之功。
《说文解字》释“游”曰：“游，旌旗之流也。”其本义是饰于旗帜上下垂的飘带。由于旌旗下垂缨带的飘动感，“游”在生活中被引申为“游行”、“游泳”、“游玩”、“游观”、“游戏”等等。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任何生活都处在某种不息的流变之中，由此现实的活动自要融汇进入这个生活之流去“游泳”，率性适情体现自身人格。现实生活的“游”又使人联想到心灵世界的“游”，于是人们便借用它来表示心灵想象和审美观照。就内容来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游”综合融汇了儒家“成仁成德”的教化指向、道家“逍遥至乐”的忘情体验、佛禅“游戏三昧”的圆融无碍等一系列深层意蕴。就其形式而言，它更多的表现为庄子“乘物游心”所谓“消遥游”的“游”，主要用以表示审美欣赏与创造过程中主体精神那“天马行空”般无拘无束和悠闲自得、从容自如的活动，表示这个活动主体那自由的想象和自律的构思，比“思”或“想”都更为灵动和富于美感。它主要是指基于“人类本性”那胸次洒然的“悠然自得”、无所系缚的“忘我消遥”和得其所哉的“率性而为”、“尽性立命”，表现为超越功利无思无虑、从容不迫的“游戏三昧”和身与物化、放浪形骸的“潇洒自如”。朱熹《四书集注》释“游”字云：“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亦有此意。就其当代理解而言，它就不仅要有“读万卷书”的精神探索，而且还要有“行万里路”的实践体验。
就社会交往角度来说，《周礼·地官·师氏》有云：“游，无官司者。”它表示一种脱离统治权力纽带的“去官奉职守”之人。不少学者指出，秦汉以来社会变动激烈，武士地位随之下降，一大批习武之人从原先那个政权系统的金字塔中分崩离析出来，既脱离了原来曾经拥有的固定生活资料（“不治产业”），又脱离了原来十分稳定的职守以及法定的社会关系（“不安其业”），朝夕间有如无根之浮云，飘忽之转蓬，成了这个社会“自由得像鸟一样”的游离分子（有点类似当今被身份转换“打破铁饭碗”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待业青年），只能在“行走江湖”中“赖力而生”和“挟技而行”（即时下所云的“走向社会、自谋职业和靠技术吃”）。正如“自由落体”并不绝对“自由”一样，“人在江湖”则是“身不由己”。这种生活方式又使武人的“游”带上某种“交游”和“交流”的开放和凝聚双重涵义（借用革命家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别无其他武器”）。由此武人“尚勇好游”、“重信喜交”，并在“游”中体现自身价值和技能。十分明显，这种生活压力下的“游”与精神上自由探索那纯审美式的“逍遥游”并非完全一致，然而在实践操作上却又往往能够找到可以相通和相类的地方。所谓“诉求以稀缺为前提”，反抗压迫其实也就是追求自由；由此二者也并不绝对对立。这情况可能与“精神是群体生活的产物”、“任何思想都是社会性的思想”有关。这里值得一提的相关现象还有：作为“挟技恃力、以武犯禁、替天行道、匡扶正义”的秩序反叛者，古代那些被压倒在社会边缘的所谓“游侠”之生活状况，往往倾向于闯荡江湖而不是安居乐业；其行为方式往往倾向于率性任情而不是拘泥执着；其追求目标往往倾向于快意天涯而不是建功立业。这种生存状态跟近代那些被流放的职业革命家颇有点相似；然而其“无组织、无纪律”那“不群不党”之孤立个体行为，又跟近代以来依托组织的革命者大异其趣。
就一种技术实践而言，“游”的含义更多的则是高度熟练后操作上的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和悠然自得、挥洒自如；其要则是“庖丁解牛”般“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从而达到“恢恢乎其于游刃而有余”。至于具体到武术本身来说，“游”字还带上拳来脚去、纵横往来、攻守进退、粘走相生、劲路变换的“运动战”特征，表现出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意蕴。作为一种处理肢体冲突的具体实用技术，武术的“游”还可以进到身体训练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前者更多涉及发展生命的能量涵养和技能培育，后者则大都着眼维护生命的防身护体和紧急避险。从形态上看，它具有随机就势、舍己从人、引进落空、借力打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生命智慧；从内容上看，它体现了一种“依自不依他”那反抗压迫、解除束缚、获得自由的实践性“自我解放”精神。所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那大化流行，其实并不是上帝安排或先富带动，而是整个有生类生命力的自我“生存竞争”，武术操作非常集中并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生命力的律动和竞争。
还有哲学上所说的“游”，则指向于超越一切世俗（包括“朝廷法度”和“江湖规矩”）而归于“道”的根本活动，亦即精神当要按其本性进行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道”的存在状态，表现出某种所谓“得心应手”、“心想事成”的精神效应。由此形成所谓“通天下一气”的“大化流行”；在这里，“道”无所不在，“游”也无处不到。有道是“顺天循道”、“率性任情”，这些理念也深深地渗入练武人士的精神信仰当中。我们知道，就其现实性而言，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而人又“善假于物”并且可以“物物而不物于物”，借助“间接性”的中介作用而获得相对自由。武术操作借助于“挟技恃力”的中介作用，由此也完全可以随缘率性地浪迹江湖并快意天涯。
至于这里所说的“艺”，原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实际操作，引申开来则既指艺术（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也指技术（如兵农医艺、日用百工等），还指学术（如释、道、儒、玄及其他诸子百家）。据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的解释和发挥：“其中的‘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至于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等则属于乐。‘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宇宙飞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科学方面的。”人的活动领域，本来就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大而扩大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六艺”泛化到整个实际社会生活，把它理解为学术、技术和艺术三大领域具体操作方面的总和，由此可以成为“道”的运行载体和实现途径。武术活动，本身只是身体训练、肢体应对以至身体活动的一个方面；然而其基础及影响，却会涉及当代人类所有的活动领域，涉及学术、技术和艺术的方方面面。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士，当要有超越武术本身的大眼光，关注到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
而把“游”跟“艺”综合起来的“游艺”，则恐怕更多的还指其基于具体操作中某种超越性的精神感知，指一种通过群体交往和操作实现而带来的精神享受和遨游；它当为“参赞化育、夺取造化”的真切体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把握规律后潇洒大度、从容不迫的悠然状态，而不是某种自以为是、无所作为、捉襟见肘的穷于应付。用太极拳家的话来说，这就是“物来顺应”、“舍己从人”而又“从心所欲不逾矩”。(www.xing528.com)
练拳过去亦称之为“玩拳”，突出其超越眼前功利“循道而行”和“就势而起”并得心应手“消遥游”的精神自由状态。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在于用“以物观物”的“忘我”态度，尊重客观对象、正视矛盾运动、超越自我中心去对这技艺内在理则进行长期不断的潜心体会和体味，参悟天地之造化并且由技入道、指与物化、得心应手，不但“以人合天”而且还“以天合道”地巧夺天工，由此遵理进达“形上之境”和循道而行“无为之为”；并呈现为某种“不思而知、不虑而能”的自组织和自动化状态。所谓“志道游艺”并不是模糊意象的标签化，而是坚定目标的操作化；不是无知本能的蛮干冲动，而是知行合一的率性自然。在这里，一方面“把道贯于术中”，另一方面“术极而又可以道化”，并由此形成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人为与自然的统一、形下与形上的统一、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的所谓“化境”，并由此体现出主体在扬弃个体人为局限性后那独特个性的自然“真情趣”。由此，“游于艺”同时也就是“游于心”，客观规律“内在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于是同时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孤立封闭和单向线性的“自我中心”论者所无法理解的。
在整个中国文化中，这种“游艺”式精神活动既体现在中国人的自我审美创造中，也体现在中国人社会性的技艺操作和日常生活之中，具有超越和实用的双重特性。它首先强调的是对某一门技艺或操作的长久的极其熟练的掌握运用（“熟能生巧”），目的在于“格物穷理”，亦即现代人所谓“通过实践去获得对客观规律性的深刻把握”，并由此找到自身的价值和位置。这里所谓熟练的掌握运用，还并不仅仅是指认识、知道某一门技艺的操作规则，而且还指“因于天性”、“顺其自然”的人类主体生命活动。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合审美性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在这里，没有工具性的规则和规程当然不行，但若只认识和运用规则，又会受制于那个死的规则，不可能“游刃有余”地进行创造，因而落于“匠气”缺乏生命力。我们的追求，是“循规矩而脱规矩、脱规矩而合规矩”；这就像前面引述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那样，“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从而“游刃有余”；又有孟子所云“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率性而为”、“尽性立命”，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达到孔子所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任何操作同样具有一个精神境界的问题。
我们主张当今武术活动应该而且可以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大轨道，其着眼点是现实人在一定环境下应对变迁的具体发展，而不能只局限于急功近利所谓“经济创收”的狭隘眼光之中。中国文化中所谓“由技进道”、“以艺达道”和“以身载道”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实践本性，其背后不外是自然的无目的性和人类的有目的性二者之对立统一，在事实上也就是在规律制约下人的自由发展探求。
时论常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然而经济为什么不能搭台，由文化来唱戏呢？就经济跟文化的关系而言，经济是基础，而文化则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所有文化活动都只能在社会生产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上进行；但社会生产却不一定要在某种文化活动的喧闹下进行。就另一角度来说，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经济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人类整体生存方式的文化却可以是更为本根的东西；文化是经济活动的内在灵魂而不是外部包装。所谓“经济”和“文化”，分别都包含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经济是基础”，只是泛指社会物质生产是所有社会活动的基础，而并不是特指某些具体商贸活动特别是其中的赚钱行为是所有社会活动的根源。“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同样是泛指人类生存总会采取某种“样式”而表现为一定的“文化形态”，而并不特指某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或文化活动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唯一”发展方式。就本文所论主旨而言，武术文化完全可以作为人们文化交往的一个载体，然而却不应该和不可以无条件地变成只是一种赚钱的工具。以偏概全地斤斤于眼前某种利润冲动，让人变成金钱的奴隶和赚钱机器，可能正是当下人类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必须明白，我们发展文化的着眼点应当是人。而人只有在超越了眼前功利并进入自由状态以后，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并发挥自身的文化创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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