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对象的交叉与重叠之处越来越多。如何选择独特的研究视角、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框架对其国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柯可在他的第一章中说:中华道德,包罗各家,有易家易德,道家玄德,儒家仁德,释家佛德等,但以道立德,以道续统,却是一致的原则。”[1](p.3)所谓“国学”的范围,历来学术界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广义的国学可包括中医、古代建筑以及琴棋书画等等。如胡适即认为“国学”为“国故学”的简称。中国文化,博文达理,以书法活动为载体,可实现德育教育的生动化、形象化、具体化、立体化和可体验化;可立字育人,将书法教育与德育教育、素质教育深度衔接。古代文人雅士,无不通晓琴棋书画。柯可徜徉其间,亦深得其妙趣。中国书法之妙,在诸以形载象,象载意。通过学习《易经》、《道德经》等中国经典,可慎终怀远,鉴古知新。作者从容不迫地评说,提出了许多闪烁着智慧火花、令人关注的新见解。作者希望通过国学历史的反思来推动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凸现出国学和国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从而获得一个极富创意的理论制高点,产成一种整合力和凝聚力。
柯著把他的国学研究定位为:“国学教纲的实施,当超越旧儒之‘三纲八目’而以‘金塔玉阶,四纲八目,德艺育才’为宗旨。‘玉阶’即以中华国艺修玉阶;‘四纲’即以‘易为学纲,儒为理纲,佛为心纲,道为总纲’;‘八目’即为‘琴为乐目,棋为智目,书为文目,画为视目,诗为志目,武为神目,花为慧目,茶为品目。’”[1](p.7)对国学教育做了全新的解释。
著者从广阔的精神文化背景透视一个世纪的国学研究,敏锐地发现:研治国学,是对学术忠诚的一种表现,要针对中国学问的特性来予以开发。著者这种对当下国学研究的评价,可以说切入的视角是独特的。作者从思考和理解入手,弄清国学脉络,从而可以用较短时间把握国学的精髓,获得对国学的总体认识,无疑是一次重要突破。
该书走出西学模式,还原中国哲学本色,提供了一本理解与思考国学的入门读物,对具有中等以上程度的人群,很有裨益。柯可认为国学的教育目的是《大学》向往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p.7) 学习国学关键是“通晓国学,重点在通”,“掌握中国学问之大纲大本”。他认为国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研究精神文化的学问。古代的文人情感特别丰富,想的问题也特别多,想的问题一多,就容易伤感、激动、抑郁。那拿什么进行调剂呢?“雅事”。琴棋书画是文人比较受推崇的“雅事”,它们在文人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调节心理的重要载体。《礼记》上记载“无故不撤琴瑟”,现在我们只把弹琴当成比赛,已经失去了其本身的功能。所以应该把弹琴当成培养从事音乐、美术、舞蹈、戏曲等文化艺术专业,具有大、中专学历的艺术人才的摇篮。(www.xing528.com)
在学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作者在国学阐释上鲜明地提出两个理念:一是通晓国学重点在通,要通达博雅,在知识和心态上贯通地去掌握事理。二是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学理化。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是构成书法内容美的主要表现形式。书法与诗词同是艺术范畴,书法是利用文字符号造型给人以线条美、结构美、章法美、神韵美;而诗词的特点是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凝聚着作者强烈的思想情感,富于想象,语言精练而形象,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因而,书法与诗词是我国传统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之一,源远流长,具有强大、深邃的审美感染力,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书法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同时,诗词在书法作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关注。但如何理解书法作品当中的诗文,是“抄”录他人还是写自家诗文,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柯可对国学的认知逻辑是求实、求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柯著受国学治学风格和清代朴学家的影响,特别注重考据、史料的挖掘和审慎的考证。对国学研究中的一些悬疑问题,也能从考证和史实出发,作出新的解释。
国学的历史总是一环扣一环地向前发展并相互衔接、共生互补。过去出版的相关书籍往往偏重论著、学人、学派或学术观点,侧重外在特征的描述。柯著则另辟蹊径,对各个时段重点论著的内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例进行实质性的梳理。以这种梳理性的眼光观察中国古代诸子典籍,标志着研究向度实现了从外视角向内视角的转移。对于已往国学研究中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的习惯性思维定势,具有新的学理阐释的意义,从而发现一片阐释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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