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火打劫之计的应用范围与封建斗争

趁火打劫之计本是比喻乘人之危而谋划的，在封建斗争中，各种政治势力为了争夺有利的态势，从来不会怜悯任何政敌的危险，却常常趁政敌之危发起进攻，以期使本集团或本人在政治上谋得更大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本计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能够得到广泛地应用。

首先，趁火打劫之计应用在君臣之间的争斗上。

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其权力和义务的分配原则是：“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上者也。”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最后一切听命与君主，否则便是有违“行君之令”和“事上”之责。臣下在君主面前，永远只能处于被管理和被驱策的地位，绝不能按自己的意图或根据客观条件运用独立的治理权。然而这只不过是当时的理想，真正付诸实行，中间有很大的差距。

《韩非子•三守》云：“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国要以资群臣，使外内之事非已不得行。

虽有贤良，逆者必祸，而顺者必福。然则群臣直莫敢忠主忧国以争社稷之利害。人主虽贤不能独计，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则国为亡国矣，此谓国无臣。国无臣者，岂郎中虚而朝臣少哉？群臣持禄养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谓明劫。鬻宠擅权，矫外以胜内，险言祸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恶。人主听之，卑身轻国以资之，事败与主分祸，而功成则臣独专之。诸用事之人，壹心同辞以语其美，则主言恶者必不信矣。此谓事劫。至于守司囹圄，禁制刑罚，人臣擅之，此谓刑劫。”

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的韩非，不但是君主专制的鼓吹者，而且是专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对政治领域的复杂性以及相关的技巧作过精深研究，其见识自然有他的独到之处。此三劫之说是站在君主的角度上讲的。即例是如此，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君臣之间争斗的激烈程度。

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本身就存在相互利用和相互排斥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无论是君，还是臣，都有遇到危机的可能。乘人之危而谋已利，这在封建斗争中是常见的现象。

以君主而论，大权旁落时，固然容易为人所乘；但君主昏庸懦弱，处事犹豫不定时，也容易为人所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臣下出于自身的利益，向君主打劫的情况也是常见的。前所举的赵主父饿死于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就是抓住主父在继承人问题上犹豫不决，趁机起事而专断国政的。当然，乘君主之危而打劫，这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趁火打劫，需于起火之方无力自顾，若起火之方尚有余力，必拼死相报，困兽之斗往往事关生死。如秦二世在赵高指鹿为马的专横情况下，实在难忍，“使使责让”赵高。赵高见势不妙，急忙发动兵变，派遣其女婿阎乐翠兵攻入望夷宫。二世在阎乐逼迫之下，欲见赵高不得，欲为郡王不许，愿为万户侯也不许，愿为黔首也不能，只有自杀。以阎尔本人来说，便是乘二世之危，意在杀二世以谋得更大的利益，却没有料到将来赵高会被夷三族，自己也难免被诛的命运。由此叫见，趁君主之危而打劫是有很大的危险的，因为毕竟是专制政体，劫一君主，并不能改变体制，其危险自然会因本体制的存在而到来。王夫之在论及辅政制度时说：“辅政者，危亡之本，恶得托周众之义，以召祸于永世哉。”无论是谁，可趁君主之危而打劫，并可从中得到一些利益，但最终是逃不脱专制制度的惩罚。故使用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轻易向君主打劫的。

以臣下而论，即便是权势可炙的权臣，于上也要受制于君主，况且还有左右的政敌存在，更何况下面还有人觊觎其位，因此发生危机的机会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有意识地通过扶植一种政治势力以打击另一种政治势力，则成为现实封建斗争中君主巩固自己地为的必要权术之一，因此臣下往往成为君主使用这种计谋的牺牲者。但是，臣下顺应政治体制和君主好恶脾性，巧妙地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使用趁火打劫之计也是经常的现象。(www.xing528.com)

其次，趁火打劫之计应用在官场之中。

历代统治者都有意识地赋予官吏以一定的特殊权益，使之合法地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有意造成官民之间的对立。在历史上虽然有不少《循吏传》、《清官谱》之类的记载，对一些比较清廉正派，关心民生疾苦，直言极谏和刚正不阿的官吏进行褒扬，但他们始终是极少数，也绝不可能超出自己的阶级局限。而绝大多数的官吏，不论是在体制、身份，还是其公务活动的社会效果上，都充分体现着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拥有特殊的权势和地位。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在其名著《聊斋志异•夜叉国》中，对腐败的官场和贪官酷吏进行了形象的揭露，认为“出则舆马，人则高坐；堂上一呼，堂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曰官”。更细一点描述：“冠带巍峨，官之容也；高车驷马，仆从如云，官之体也；高堂广厦，锦衣玉食，官之乐也；签拿票押，敲扑喧嚣，官之威也。”这些官吏无论是仪仗威风、生活享受，还是掌握权柄、对黎民百姓的关系上，都处于“治人者”的地位。

正因为这些“治人者”有特殊的权益，得之者未免志骄意满，失之者难免灰心丧气。为了这些权益，有些人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例如，西汉哀帝时，身为三公的孔光，深知哀帝所宠幸臣董贤，不顾自己公侯尊位和祖辈的身份，在董贤前夹拜访时，衣冠出门迎候，倒退人中门以待董贤下车，“乃出门拜谒，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均乱之礼”，在客观上促成董贤“繇是权与人主侔矣”。明代张居正秉政，有一次卧病在床，举朝士夫为之建醮祈祷，有一朱姓御史，“至于马上首顶香盒驰诣寺观，已而行部出都，畿辅长吏(知县)例致牢忾，即大惊，骂曰：‘不闻吾为相公(张居正)斋邪？奈何以肉食馈我！”’表现出他们对权力的趋从和阴暗的心理。一但这些权要失势，他们的嘴脸就要变换了。董贤在哀帝去势，顿失所恃，在王莽的逼迫下，夫妻双双自杀，孔光此时上书，历数董贤之恶，恨不得食之肉，寝之皮。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欲清算他原来专权制肘自己的罪恶，朱姓御史有所风闻，便追劾张居正回乡葬父时，“五步一并，以清行尘。十步一灶，以备茶饮。”时人认为“那得有许多井，许多灶。可笑。”为了权力，官吏们多是翻云覆雨，百般模拟，悉人鬼魅变幻之中。正如元曲《冻苏秦》的结尾的《鸳鸯煞》所云：“想当初风尘落落谁怜悯，到今日衣冠楚楚争亲近。畅道威震诸侯腰悬六印，也索把世态炎凉心中暗忖。假使一朝马死黄金尽，可不的依旧苏秦，做陌路看承被人哂。”

有特殊权益，不但可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而且会招致许多人的艳羡和妒嫉；艳羡者希望得到，妒嫉者希望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得到是在所难免的。而趁火打劫之计的就势取利，正适应这种争权夺利的场合。彼有权势，我自趋奉；彼若失势，我自打劫，宦海风波险恶，全是这些势力官吏们所造就的。

再次，趁火打劫之计应用在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之中。

在专制政体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利用和攻击。这样，他们虽然有得势之时，也经常会出现危机。为了本集团的利益，使用趁火打劫之计，趁他方危机之时而攻之，或有意识制造对方的危险，以使乘危而取之，几乎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趁火打劫在各种政治势力中间得以广泛地应用。

《红楼梦》中讲到应天知府贾雨村在审理官宦子弟打死人命一案时，府吏曾对他有一番“忠言”说：“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虽是文学的描写，但形象地刻画出在专制政体下，各种政治势力纠缠在一起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趋强害弱是官场常见的现象。在趋附和加害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政治势力，其斗争必然是激烈的。本卦中的《象传》曾经讲到：“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君子尚不免在封建斗争中失德，何况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呢！

总之，趁火打劫之计作为胜战计之一，得到政治家、野心家、阴谋家们的重视，并且被他们广泛地应用到各种领域，其应用范围也就无所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