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义爆发的3年前，清廷监国摄政王载沣，为了除去政敌，将袁世凯赶回河南彰德。
武昌起义后，清廷决定重新启用袁世凯，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10月14日，摄政王载沣召集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泽等商议。奕劻和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同袁世凯关系素来密切。由庆亲王(奕劻)提议起用袁，那、徐附和之。摄政王片刻不语。庆言：“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注：指各国使馆)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泽公当初颇反对，鉴于大势如此，后亦不甚坚持。摄政王言：‘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庆言：‘这个不消说的’。摄政蹙额言：‘你们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又对庆等说：‘但是你们不能卸责。’于是发表袁为湖广总督。”由此，亦可看出，清庭当时之腐朽，实非一般了。
“六镇新军(及北方军队力量)实系袁根本”
袁世凯之所以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他当时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国内实力最为强大的军队北洋六镇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各镇官都是他提拔起来的旧部，一向是“只知袁官保，不知有大清朝”，尽管袁世凯被罢黜居家，但他的实际影响丝毫不减。“袁世凯所以能操清室政局则别人莫可奈何，六镇新军实系其根本。”此外，其他北方新军，如奉天的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河南的第二十九混成协、江北的第十三混成协等，或者是以北洋六镇一部扩编而成的，或者是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的，也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袁的影响和控制。可以说，整个北部中国包括东北在内的主要军事实力，都处在袁世凯的无形支配之下。
东交民巷发出一片“非袁不可收拾”的呼声
袁世凯多年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调京后又出任外务部尚书，长期掌管清朝的对外交涉事务，同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袁世凯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和对列强卑屈迎合的态度，又深得帝国主义列强的器重。被他们看作是中国“强有力的人物”。他被罢黜后，列强仍对他寄以极大的希望。当载涛、载洵到欧洲考察军事时，西方国家许多人“群口相谓，中国至今奈何尚不用袁世凯”。武昌起义爆发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便发出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施加影响，这是对袁世凯极为重要的支持。
袁世凯积极推行“新政”捞足资本
袁世凯同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立宪派人士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曾以积极推行“新政”相标谤；他通过唐绍仪、梁士贻、杨士琦、周学熙等将原来李鸿章、盛宣怀等控制的铁路、航运、电报、煤矿等事业夺取到自己的手中；积极倡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留学出国；并且支持立宪运动。因此，在一些人士中博得“开明”的声誉，特别是得到立宪派人士的好感。
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深知清廷对他的顾忌，也知道不少革命党人对他持反对态度，因此，他的行动十分谨慎。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正好是他52岁的寿辰，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等都在彰德为他祝寿。正在这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立刻把祝寿活动停止下来，并且意识到整个局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动。他决定静观事态发展演变，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夺取革命果实。实现他“纵然不能青史百载流芳，亦要遗臭万年”之“宏愿。”
袁世凯拒任湖广总督，提出六条要求要挟清廷，在列强支持下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独揽大权
在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出山，而在第二天上奏称：“旧患足疾，迄今尚未痊愈”，用以作为推托拖延的借口。他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知道清廷对他仍不放心，如果革命形势没有更大发展，是不会把很多权力交给他的。这时荫昌已作为陆军大臣到前线督师，“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部队，均归节制调遣。”袁世凯去后自然电要受荫昌的调遣，不仅难以有很大的作为，而且为人火中取栗，将来自己的结局依然难测。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是不会去“迅速赴任”的。他凭着多年的反动政治经验，断定清政府会衰弱到非求他出来收拾危局不可。于是他一方面指使心腹继续活动，一方面派心腹去美国驻华使馆密谋，求美国出面帮忙。10月5日美国一家报纸专门发表了一篇《时代宠儿袁世凯》的社论，指责清政府给袁世凯的权力太小，使袁无法回京任职。载沣得知袁世凯拒绝出山和洋大人的指责，心惊肉跳，于20日专程派徐世昌到河南彰德劝驾。徐世昌从袁世凯处带回了袁出山的六项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6)须与以十分充足之军费。袁世凯明确表示，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这六项条件的要害是二、五项，至于召开国会，解除党禁、宽容革命党人云云，只不过是企图诱使南方革命军向自己妥协投降而已。许多皇族亲贵坚决反对这六项条件，和袁世凯形成僵局，可是随着各省纷纷独立，载沣一伙眼看清朝大势已去，被迫于10月27日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并以袁的心腹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袁世凯见载沣没有答应自己的全部条件，仍拒绝出来。10月29日山西省宣布独立，革命烽火已烧到清廷脚下，载沣和袁世凯都为之震惊。同一天，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蓝天尉电清廷，提出十二项主张，要求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订宪法，特赦国犯，削除皇族特权等。电文极其强硬，表示如果清廷不允，就要率军进攻北京。载沣失魂落魄，准备逃命承德，其他皇族亲贵也不再敢反对让权与袁世凯了。10月30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宣布解除党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第二天即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新内阁。袁世凯的基本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他就在受命为内阁总理的当天，就奔往湖北孝感，督促冯国璋调动军队猛攻汉口，给革命军以重大打击。11月2日攻陷汉口。同时，袁世凯为了稳住北方阵势，收买凶手，在石家庄刺杀了在北方活动多年的革命党人吴禄员，并将滦州新军倾向革命的将领或撤职或调离，解除了他们手中的权力，从而破坏了他们进攻北京的计划。11月13日袁世凯到北京组成新内阁。16日袁氏内阁成立。袁世凯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东山再起，而且掌握了清王朝的全部权力，成为全国反革命势力的总头目。
袁世凯用革命来恐吓清王朝，又用清王朝来恐吓革命
在袁世凯到达北京组阁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对袁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由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不但是帝国主义列强所希望的，而且也是袁世凯本人东山再起后的最终目标。但当时的情况是，他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清政府与南方革命阵营都对他做出重大让步。为了实现他的目的，他针对南方革命阵营和清朝政府各自的不同情况，实施了不同的策略。他一方面不让清朝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胜利。他用革命来恐吓清王朝：如果清朝不让位给我，那末我袁某也无法收拾这局面；又用清朝来恐吓革命：如果革命不向我袁世凯妥协，那么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
袁世凯定下软硬兼施、又剿又抚的策略
在袁世凯获得内阁总理权力之前，主要是用革命来压清朝。在此之后，如何让南方革命阵营对其妥协，便成为放在他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怎样对待南方独立各省呢？富有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深知：如果想单用武力来强行平定南方各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他所拥有的以北洋六镇为骨干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完成这样巨大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因为人心已去，—全国人民反对清政府，拥护实行共和的情绪如此强烈，决不是靠武力就能压制下去的。当时在幕后为袁世凯奔走和谈的廖宇麦曾写道：“盖人心愈压制，其膨胀力亦愈大。中西往事，历历有证。”但是，如果不使用武力，又不可能使南方各省屈从于他的意旨。何况在他出山之际，在南方即已传出反对妥协，反对议和的舆论。因此，对于袁世凯来说，“剿抚”兼施，软硬并用，才是他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先依仗自己手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队，集中地给作为南方首义之区的武汉以相当打击，给南方造成强大压力；再通过各种渠道，同南方开始议和。在议和中，利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巨大声势来一步一步地逼迫清廷退位；再以清政府退位为条件，换取南方各省对他的让步，使他最后得以夺取全国的最高权力。
清军占领汉口后，袁世凯就命令各军停止前进；并写信给黎元洪商谈议和之事。(www.xing528.com)
列强六国对“和议”公开施加压力支持袁
12月7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袁委托唐绍仪为全权大臣代表，赴南方议和。9日，南方11省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议和代表。18日，南北代表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20日，英、日、德、美、俄、法六国总领事一起分别往访吴、唐两代表，交送备忘录，表示本国政府训令，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战争，不但有危本国，而且有危于外人的利益和安宁。这是对和议公然施加压力。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称：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必然之势，要求代奏请召开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接着，袁就找庆亲王奕劻密议，由奕劻在隆裕太后召集的近亲王公会议上提出这个主张。第二天，清廷发出谕旨，宣布准备召集临时国会，将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何者为宜的问题“付之公决”。
在南方各代表共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对南方议和的态度产生怀疑。他担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会再将职位让出，他的全部打算就会落空。于是在12月30日表示唐绍仪所议各条逾越权限，不能承认，并示意唐绍仪提出辞职，随即复电照准。事实上，南北议和事宜暗中仍由唐、伍继续协商，这种做法，无非是为了给南方施加压力。
黄兴称：只要袁“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
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部，妥协的主张早已占了上风。孙中山在归国前就曾表示过：如果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当推其为民国总统；归国后，由于更多地了解了实际情况，也听取了一些不愿对袁妥协的革命党人的意见，对袁世凯的态度有了改变，不愿轻意妥协。但他的主张不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受到很大压力。而当时被视为革命实际领导者的黄兴，慑于对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对议和充满幻想，企图通过“和谈”来取得革命的“廉价”胜利。他的基本主张是只要袁世凯造成共和，清帝退位，让袁世凯作总统也未尝不可。他甚至认为拒绝议和谈判，袁世凯一大举进攻，非但要吃败仗，就是已独立各省也会丧失。和谈刚开始，他就致电袁世凯，保证袁“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革命党的另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宋教仁，在武昌起义后一直醉心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政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因而是赞成议和的。当时被人们视为“英雄”的汪清卫，早就配合袁世凯的和谈阴谋紧张地活动着，他几次密电武昌和南京，促使议和。
立宪派、旧官僚也是积极主张议和的。黎元洪早就明确表不，希望袁世凯做“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立宪派领袖张謇早在武昌起义前夕就于北上途中在彰德与袁世凯密谋，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并挟北方势力压制南方，借南方势力胁制朝延，两面开弓，为袁世凯夺取政权帮了大忙。妥协，已成为南方难以逆转的主流。
袁世凯要临时政府作出他任总统的正式保证
但袁世凯仍不放心，需要南方有一个正式的保证。就唆使他的幕友给孙中山发电，称：“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则必尽力迫胁清室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但如南方不允许所请，则彼等当为袁氏效死力，决不迁就，以示畔由我启，战彼无罪云云。”在各方面巨大压力下，孙中山只好作出让步妥协的选择。1月15日，孙中山致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正式表明态度：“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孙中山向袁世凯正式表明态度以后，使袁世凯对南方这一头放下心来，就把主要的力量放到逼清帝退位上来。
清帝退位，袁世凯称：“永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
早在1月3日，遵照袁世凯的旨意，姜桂题、冯国璋等数十名北洋将领借口对南方革命军开战，通电劝王公大臣输财助军，强硬地指出，若不出钱助军，“非但财不能使，杀身之祸，且在目前。”这些王公大臣虽然家中金银堆积如山，但要他们拿出一分一厘比割肉还疼。结果，袁世凯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清廷挖出八万两黄金。袁世凯这一招，一方面使王公大臣深感革命军强大，清朝旦夕可亡，因而惶恐不安；另一方面也觉察到袁世凯忠于清室的表白是掩人耳目。同是在1月3日，在袁的授意下，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随后袁世凯又联合内阁成员上奏清廷，谓清廷命运垂危，南方革命党力大无穷，如不实行共和，清廷朝夕难保。恰在1月16日革命党人杨禹昌等人痛恨袁世凯操纵和谈，扼杀革命，预先持枪携弹藏于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待袁入朝走到东华门时击杀之。但这次袭击没能打死袁世凯，却意外地帮了袁的忙。其一，证明了袁的革命党潜伏京师的谎言；其二，使清廷感到袁世凯仍是忠于清室的，否则革命党不会暗杀他；其三，袁本来不想自己出头露面前去逼宫，这正好有了托辞，于是借口养病，派心腹赵秉钧、胡惟德进宫逼皇帝退位。1月17、18日清廷召开两次御前会议，皇亲贵族坚决反对退位，会议毫无结果。袁世凯得此消息，一面上奏折进行威吓和引诱，谓革命军势大，徐州已失，长此下去，皇室指日可灭。并大造“革命党人潜伏京师”，不久要发生暴动的谣言，威吓清廷。恰在这时，革命党人彭家珍潜往北京，于1月26日良弼退朝回家时，出其不意投出一颗炸弹，将良弼炸断一条腿，自己当场牺牲，良弼在第二天死亡。这一下使那些皇族亲贵心胆俱裂，对袁的话深信不疑，许多王公大臣纷纷离开北京逃生天津、青岛、大连等地，一时跑不掉的也乞求袁世凯给予保护。1月29日、30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以取得优待条件。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病即“大愈”，于2月3日打电报催伍廷芳将优待清室条例速定下来。5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这个清室优待条例，允许在实现共和之后保存一个封建的小朝廷。条例分三大项，即关于皇帝优待条件，关于皇族优待条件和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其中允许皇帝和各国君主一样受尊崇；皇帝岁俸四百万两；皇帝仍住皇宫和颐和园；宫内用人照旧；禁卫军照旧；皇族之冠爵仍旧；皇族财产一体保护。2月12日清廷公布退位诏书，并宣布退位，袁世凯即以临时政府首领的名义执掌了大权。13日，袁世凯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所造成，亦民间无穷之光荣与幸福。大清皇帝即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袁世凯这些美丽动听的言语，使南京临时政府一些首脑人物竟把袁世凯视为创造“共和”的功臣。2月14日，孙中山放弃了待各国承认临时政府方能辞职的条件，向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在咨文中说：“现在清帝退位，专制一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从此 帝制永不留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业已达到。”“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为国。”2月15日参议院召开临时总统选举会，到会有17名代表，袁世凯以17票当选，当天，参议院致电袁世凯，告诉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吹捧他为“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至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的篡权活动，由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而得到初步实现。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要袁世凯履行三项条件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但对袁世凯并不放心。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要袁世凯履行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能更改；二、袁世凯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委员始行解职；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修订，仍继续有效。其中第一二项是“调虎离山”，企图使袁世凯离开北京的老巢；第三项是给袁世凯以法律上的约束。对于孙中山的用意，富于反革命经验的袁世凯看得一清二楚。帝国主义也完全支持袁世凯，拼命反对建都南京。这是因为他们在北京享有驻兵权，在东交民巷有一个“独立王国”，迁都南京就意味着削弱它们的在华统治实力，它们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袁世凯拒绝三条件，在立宪派、旧官僚、列强支持下，孙中山让步，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袁世凯是绝不愿远离北洋军阀巢穴而南下就职的。他在给孙中山的回电中编造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容及。”“若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孙中山对此不以为然，仍电催袁南下就职，18日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迎袁专使前往北京。2月25日迎袁专使到达北京。袁世凯特开正阳门隆重欢迎，为专使举行盛大宴会，并假惺惺地与专使们商谈南下路线，表示“极愿早日南行”。但在暗地里却指使其爪牙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于2月29日晚在北京制造“兵变”，纵火抢劫，造成混乱，连迎袁专使的寓所也被骚扰，专使们几乎遇难。紧接着，通州、保定、天津也发生同类事件。帝国主义紧密配合，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命令驻扎京津的侵略军整装待命，在大街上巡逻示威。日本立即从山海关一带调1000多士兵，杀气腾腾开往北京。英、俄、德等国也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增调2000多士兵进京“护卫”，大有八国联军入侵重演之势。在此同时，立宪派、旧官僚也大肆喧嚣，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黎元洪、汤寿潜、章太炎等一反过去主张建都武昌的腔调，通电主张建都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好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
就这样，民国虽然成立，清室虽然退位，革命果实却落到帝目主义列强的走狗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手里。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转眼之间成为昙花一现酌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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