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火打劫之晃错策划与袁盘

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臣僚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臣主又不能不依靠内外臣僚处理政务。这样，在封建斗争中，各种政治派别必须要顺应政治体制和君主的好恶脾性，巧妙地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与此同时，内借君主之力，外借其他政治势力相助，则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封建斗争中，使用趁火打劫之计的制造忧患，趁其内外交迫而灭之的手法，便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应该掌握的技巧和试图掌握的技巧之一。

西周灭商，推行“封建”。所谓封建，就是封侯建国，裂土封爵。秦灭六国，罢封建，设郡县，停止对宗室的分封，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后，认为未封宗室以为屏藩是秦速亡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专门分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让他们领兵分据战略和财赋要地，接以控制郡县，必要时又可以为中央王朝的捍卫力量。为此规定：“非刘氏不得王”，有意识加强宗室的力量，提高宗室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王凭借自己相对独立的统治权，渐成为尾大不掉之势。与此同时，北方匈奴强大，威胁汉朝的北边。故此，在文、景之时出现如何削藩和抵御匈奴问题的议论。

这两个问题，一是内事，一是外事。言外事是朝野都能接受的，没有什么忌讳，言内事则容易引起当权者的猜忌。故此，汉文帝时的贾谊因诸侯王势力太大，已呈难制之势，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认为可以给宗室以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但不能给他们实际的军政权力。年轻的贾谊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已招致一些诸侯大臣的嫉妒，又直言内事，积怨更深。于是，大臣们以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名，逼迫文帝不能重用贾谊，贾谊所提的建议也难以实施，以致唐代诗人李商隐有“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之叹。

与贾谊同时代的还有两位年青人，也谈内外事，自然也招致诸侯大臣的猜忌。由于两人进言的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同。这就是袁(一为爰)盎和晁错。

从出身来看：袁盎父亲是盗贼，在吕后当权时，袁盎走吕禄的门路，得为吕禄的舍人，从此进入仕途。在汉文帝即位时，袁盎凭着其兄的举荐，升为郎中，得在文帝身边侍从，有了进言的机会。晁错也是家无渊源，“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是凭自己的才能进入仕途的。

不同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们在为人处事上相差很远。晁错为人峭直刻深，袁盎为人圆滑含蓄。在文帝时，晁错上书凡三十篇，涉及内外重大事务，虽然没有使文帝完全听从，但使文帝知其才能，其官也就不断升迁，从太子舍人、太子门大夫到太常博士、太子家令，升到中大夫，虽尚不是什么显官，已招人眼热。袁盎虽没有晁错那样文笔，但身为侍从，向文帝进言的机会很多，常使文帝悦服，官运也很亨通，在文帝之时官至吴国相。

在景帝为太子时，晁错为太子家令，常为景帝出谋划策，人号为“智囊：’。景帝即位，晁错升为中大夫，转内史，超迁为御史大夫而身居副丞相之职，故“宠幸倾九卿”。这种升迁速度，肯定招人嫉妒。在晁错为内史时，当时的丞相申屠嘉就很嫉妒，拟以晁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幸而为晁错侦之，先行向景帝汇报，使申屠嘉计谋不成，深恨“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申屠嘉本是气性很大的人，“因呕血而死”。这使晁错更加荣崇，朝野也就更加侧目。(www.xing528.com)

景帝即位，对袁盎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身为吴国相，人在外地，难以进言，且景帝在为太子时，因与吴国太子下棋发生争执，“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与吴国结成深怨。现在景帝即位，这种深怨肯定会爆发出来。袁盎出于避祸心理，及时告归，投靠丞相申屠嘉，以求自全，不料申屠嘉又死去，所恃已去，处境危险可知。

晁错受宠，袁盎失爱，这两个人的积怨必然要激化起来。本来晁错与袁盎就不相善，“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现在晁错为御史大夫，袁盎在京闲居，正是晁错报复的好机会。但这位好谈“权术”的晁错，非但没有害掉袁盎，反被不好谈权术而会用权术的袁盎所害。

以二人的权术而论：晁错深得景帝信任，也非常忠于景帝。为了景帝的尊严，他不惜多次更定法令。他自恃有权在手，不听左右劝谏，就是其父亲劝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初衷，使他父亲感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不忍见祸逮身”而自杀。晁错本人因为是维护“天子之尊”，所以才不怕别人“口语多怨”。但作事优柔寡断，缺乏应变才能。有景帝的信任和重用，晁错自以为有恃无怨，孰料他的政敌竟使用很高明的手段，将其所恃变为所害。袁盎则不然，他比晁错要会看风使舵，他中伤人总能抓住要害。下面就他们所作的二三事进行比较。

在文帝时，袁盎不过是刚人仕的郎中，在文帝身边为侍从。这时绛侯周勃因平定诸吕，拥立文帝，志骄意满，而文帝也因周勃功高，礼之甚恭。袁盎借机向文帝进言道：“丞相(周勃)何如人也？”文帝对周勃正怀感激眷恋之情，使回答道：“社稷臣。”袁盎说：“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自此以后，周勃的处境就不妙了，不得不辞相就侯位。然而在周勃被人诬告而抓进狱中时，袁盎力言周勃无罪，这又就使周勃感激他，“乃大与盎结交。”一石双鸟，上下均不遭怨。还有一次，袁盎安排文帝宠幸的慎夫人的座位时，把慎夫人的座位安排在皇后之下，慎夫人生气，不肯坐，文帝也因此恼怒，竟不入位，带慎夫人回后宫。袁盎因此进言：“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且陛下亲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陛下独不见‘人彘’(指吕后将戚夫人手足砍去扔在猪圈事)乎！”这不但使文帝转怒为喜，也使慎夫人心服，另赐袁盎金五十斤。由此可见袁盎处事多能抓住要害，对当时的政治斗争看得也很清楚，晁错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晁错与袁盎结怨，现大权在手，足以致袁盎于死地，便使吏按袁盎受吴王财物，将袁盎贬为庶人。不久，吴、楚等七国叛乱，晁错也深知袁盎是其内忧。内忧不去，外患难除。晁错便对下属说：“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共计谋。”希望下属为他查找袁盎的参加反叛的痕迹。当下属以“盎不宜有谋”为辞时，晁错便犹豫不决，难以当机立断，最终又因此走露消息，使袁盎有转危为安的机会。由此可见，晁错为人处事不如袁盎，其受袁盎之害也是必然的。

袁盎得知晁错欲加害自己，于是托正受景帝眷爱的外戚窦婴为其引见，得以于深夜见到景帝，从容进言。景帝正为吴、楚反叛忧于能眠，与晁错在一起商议军事，见到原来为吴相的袁盎，自然话题就是此事。政敌在场，袁盎若不抓住景帝的心理，非但不能免祸，反而会给晁错以口实，故需相当高的技巧。当景帝问吴、楚反叛之事时，袁盎马上回答：“不足忧也，今破矣！”一下就将景帝注意力吸引过来。景帝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得知景帝所虑，便为其释疑说道：“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杰，宜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为乱。”这种分析与晁错所估计相同，故晁错说：“盎策之善。”这就更使景帝关心如何平吴而向袁盎问计。袁盎见景帝人彀，便让景帝屏开左右，将晁错也屏开，得以单独进言。这样作虽招来晁错怨恨，但生死成败在此一举，袁盎只有孤掷一掷了。袁盎说：“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分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其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实际上袁盎这种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七国兵已发，犹如离弦之箭，想要收回是不可能的；再者，即使能收回，结怨已深，七国还怕朝廷日后以此报复，势本不能息。这主要是袁盎害晁错以求自安。景帝听了袁盎的话，沉思许久，居然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这位忠心于景帝，而自恃景帝为后台的晁错，便被景帝定为灭族了。而晁错尚不得知，其被捕杀时，还穿着朝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