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以前，茶饮常与饮宴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筵席上的食物都可以算是广义的茶食了。据《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脱粟之食，五卵、茗菜而已。”《古今图书集成·茶部汇考》的对这一故事的记载稍有不同：“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晏子做齐国的相国时饮食非常简朴，每餐就是三只烤禽，五只蛋，还有就是“茗菜而已”。有的版本上是“苔菜”，如果这里茗菜真是指茶叶的话，应该就是煮成羹的茶了。现在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在晏婴的饮食中，茶与其他的食物已经分出主次来了，因此，作为饮料的茶与佐茶的食物都还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汉代以后，茶作为饮料的特点已经很明显了，据东汉张楫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荼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的茶在饮用时有专门的制作流程，有专门的器皿，有专门的功效，很明显地，至少汉代以后，茶是作为饮料存在的。《晋书》记载，东晋的桓温为人性格俭朴，他守扬州时，“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在桓温的宴上，茶已成为代替了酒的主要饮料，其他的食物就可以看作是茶食了。
早期的茶食可分为茶菜与茶果两类。桓温宴上的“七奠”可以算是茶菜了，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茶果。
茶果的发展较快，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气候。除了前面的桓温，东晋的陆纳在一次招待谢安家筵上，也是“所设唯茶果而已”。从后来的资料看，晋代用来佐茶的果应是各种果品，陆羽《茶经》中引用晋代弘君举的《食檄》：“寒温既毕，应下霜花之茗。三爵而终，应下诸蔗、木瓜、元李、杨梅、五味、橄榄、悬豹、葵羹各一杯。”如果“三爵而终”是指喝了三碗茶，这些就是佐茶的，如果“三爵而终”说的是饮酒，这些果品就是用来消食的了。无论如何，《茶经》中的这条资料都可以证明茶果的身份了。因为直接用果品来佐茶，在制作上没有特殊的要求，使得茶果成为最早定形的佐茶食物。
茶菜的发展就要缓慢得多了，但也可以发现一些苗头。晏婴与桓温的宴席上的菜肴并不是专为饮茶而设计的菜肴，这一类的茶菜在荤素与味道上都是很平常的，形式上属于正餐。晋代以后茶菜的内容开始发生了变化，唐代的储光羲曾有一首《吃茗粥作》说：“当昼暑气盛，鸟雀静不飞。念君高梧阴，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度，曾不蔽炎晖。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敝庐既不远，日暮徐徐归。”诗中的蕨菜与薇菜应可以看作是茶菜。(www.xing528.com)
与储光羲一同用餐的是一位隐士或道士，这样的宗教身份说明了当时茶菜的发展方向。汉晋以后宗教的发展催生了宗教饮食，道教的饮食以保健为目的，称之为“养生服食”，内容除了一些丹药，主要是一些野菜与食用菌；大乘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饮食上参考了道教的做法，提倡素食，而茶与宗教的关系又极为密切，因此，宗教的素食就成为茶菜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这也成为后来后来茶菜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除了茶菜与茶果，还出现了茶点的萌芽。《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故事：“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融敕左右多与茗汁，少著粽，汁尽则益，使终不得食。褚公饮讫，徐举手共语云：‘褚季野’于是四坐惊散，无不狼狈。”在这里佐茶的是粽子。用粽子一类的食物佐茶好像是南方的风俗，五代时，毛文锡在《茶谱》中记载：“长沙之石楠，其树如楠柚，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草，捣其汁拌米而蒸，犹蒸糜之类，必啜此茶，乃其风也，尤宜暑月饮之。”湘人取杨桐草汁拌米蒸糜与当时南方人吃的青精饭相似，时间上与吃粽子的端午节也很接近。我国自汉代以后，面食发展迅速，南齐的武帝曾下诏在他死后灵前不准用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可见在日常饮食中，饼与茶饮应该是经常一起食用的，也可以看作是潜在的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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